暗香浮动月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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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最近有朋友问起我的博客怎么一直没有更新。是的，我的博客将近两个月都没有新作出来了。自己一直很痛苦，灵感似乎一下子就离我远去，一直想强迫自己写点东西，但是开了十几个题，都没有办法完成。可能最近工作太忙看书少了的原因吧。把一篇大学时代写的外国法制史的习作发上来充个数，希望早点能把灵感找回来吧。

　　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尤其是其所谓的万世一系的以天皇为首的政治制度。而日本历史的特殊性还在于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和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均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通过大化天皇的“大化改新”，日本从一个羸弱的诸侯割据的国家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通过睦仁天皇的“明治维新”，日本又从一个幕府掌握大权，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虎视眈眈的东瀛小国一跃成为强大的军事封建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后来居上的姿态参与到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去。日本是一个擅长学习先进的国家，“大化改新”是日本站在中国唐朝的肩膀上发展出一段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而“明治维新”则是在西方民主分权的土地上建起了矗立在东方的帝国主义大厦。

 

　　无庸置疑，日本的这两次改革是成功而且影响巨大的。尤其是明治维新，其影响不只是在本国，对亚洲其他国家同样影响巨大，甚至是后来日本发展的军国主义及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都可以看成是其副作用之一。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以为明治维新以及其前期的倒幕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统治阶级在这场运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人民只是起辅助作用或者说人民只能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但是正如马列主义历史观所认为的那样，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统治者的行动固然有其主观认知的因素，但究其本质，仍然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我认为包括倒幕运动在内的明治维新也不例外，表面上是上层统治者的行为，但从根本看，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首先我想先明确一下本文所称的民权运动的内涵，在本文中，民权运动包括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两部分。民主运动的发展是必须是以民族运动为前提的，而民族运动又是为民主运动做必要的思想和社会准备，二者互相依存，而且融为一体。

 

                一、        明治维新的起始与终止时间

 

　　为了方便研究分析，我把广义的明治维新时期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倒幕运动，后半部分是狭义上的明治维新时期。

 

 

　　广义的明治维新的起始时间与终止时间，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关于起始时间，学界观点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天保说”，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于“天保改革”；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于列强叩关之后，即开始于1853年。关于终止时间，学界更是分歧巨大，大概有七八种主流观点，其中包括以1871年废藩置县为标志的“四年说”（明治四年）、以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帝国议会成立为标志的“二十二、二十三年说”、以西乡隆盛叛乱为标志的“十七年说”[1]。在我国，著名日本史学家万峰教授把明治维新的下限定在1911年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最后完成[2]。而另一位日本史专家吕万和教授则认为明治维新结束于1894年，也就是以日本国内确立资本主义，对外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其他民族的这样两个矛盾转化为标志[3]。

 

 

　　由于本文着重研究的是日本近代的民权运动，因此在本文中，我把广义的明治维新的时间定义为始于1853年而终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而对应我前文所分的两大阶段，倒幕运动是1853年到1868年，狭义的明治维新时期乃始于1869年而终于1889年。我持这一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日本国内的倒幕运动的真正开始可以说是在西方列强叩关之后的。尤其是1853年美国叩关，幕府被迫接受美国国书之后，倒幕运动才真正活跃起来。因此如果要确定一个具体的开始时间的话，那么1853年将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

 

 

　　第二， 关于结束的时间我选在1889年是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代表了民权运动的初步胜利。尽管这部宪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维护天皇的利益和权力，但是作为一部改良性质的宪法，里面包括了成立帝国议会、采取两院制等资本主义的内容，在当时的亚洲来说，依然是相当进步的。而《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包括1890年帝国议会的成立以及后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部分从根本上看是原有政策的一个延续以及对宪法的实施。因此，作为研究日本近代民权运动来说，1889年宪法的颁布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此，我把它作为日本民权运动最终结束的时间。

 

                    二、日本近代民权运动的条件与背景

 

　　日本近代的民权运动并非是一夜之间所发展起来的，其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是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的。我将其分为两部分：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而内部原因我又细分为经济原因、思想原因和阶级原因三部分。以下我将分别对其进行探讨。

 

（一）外部原因

 

 

　　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有惊人的相像，其中的一点就是两国都要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分割，当然两国政府最后的态度存在很大的差别。

 

 

　　外国列强对日本的叩关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的俄国。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俄国首先想日本叩关，之后英美接踵而至，越来越频繁。自1764年至1854年的九十年间，共达52次[4]。而日本政府第一次屈服于外国是在1853年。1853年，美国派舰队驶抵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浦贺港，在此以前，美国已经在琉球（今冲绳岛）强行建立了军事基地，由于谣言四起，幕府最终被迫接受了美国国书并答应在一年内作复。1854年3月31日，《日美亲善条约》签订，日本被迫开放下田（今静冈县伊豆半岛东南端），箱馆（今北海道函馆）两处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并且对美国在下田设立总领事馆作出了规定。自美国叩关成功后，各国纷纷强迫日本签订各类不平等条约，日本被套上沉重的殖民主义枷锁。

 

 

　　这一系列的事件，大大刺激了民众中的有识之士，尤其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如此一个泱泱大国尚且败于英法联军手下事使日本深受震惊。日本著名汉学者斋藤竹堂写了《鸦片始末》、《续鸦片始末》等书，许多学者为他写序作跋，发出呼号。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魏源所编的《海国图志》在1851年传入日本以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思想与日本学者佐久间象山的主张完全一致。许多维新志士如吉田松阴（1830-1859）、桥本左内（1834-1859）、横中小楠（1809-1869）等竞相读之。

 

 

　　外国列强对日本的叩关，侵略以及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国内的封建阵营发生了分化，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必须改变现状才能挽救日本，而这批有识之士和他们的弟子，都是后来倒幕运动及领导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正是这批人物，使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族思想在民间得以推广。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跟中国比起来，列强对日本的侵略又是相对较轻的，这也为其能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独立发展之路提供了条件。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为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其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5]

 

（二）经济原因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上层建筑本身就包括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文化等。因此，在次探讨日本幕末以及明治维新时期的经济状况就变得异常的重要。

 

 

　　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大概是在18世纪，而在18世纪后半期较为明显。但是，在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资本注意萌芽因受农业中生产关系的制约，而未能获得顺利发展的条件。

 

 

　　日本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开始于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之后。以1859年7月1日开港贸易为起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举侵入日本列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是他们消弭封建日本堡垒的“重炮”。日本经由这种自由贸易，以半殖民地从属身份被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日本在倒幕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可以通过下面的幕末的开港后贸易额的变化看出来。

 

 

                    幕末开港后贸易额[6]（注：该表因不能嵌套表格而省略）

 

　　而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近代资本主义开始起飞，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这与明治政府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包括在农村实行地税改革、在工业方面实行“殖产兴业”的政策。而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保久利通提出的“兴业方针”，著名理财家松方正义推行的松方财政等等都大大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使资本主义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

 

 

　　无庸置疑，资本主义在当时是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的资产阶级迅速壮大起来，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三）思想原因

 

 

　　西学的传播与明治维新关系极为密切。1720年日本德川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弛禁”，使西学在日本重新有所传播。此后百余年间，日本洋学者师徒相传，形成了一个有相当数量的、对西方有所了解的新知识分子集团[7]。仅绪方洪庵在大阪所设立的“适适斋”，自1832年至1862年间，各地前来就学者就达到三千多人。这个新知识分子集团很多出身于下级武士，与“草莽”（豪农豪商）联系密切，对上层武士也有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了锁国政策，但日本依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有相当意义的所谓“兰学”，兰学家们提出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实行民主平等，仿效西方以改革日本和富国强兵的主张，为后来的维新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8]。

 

 

　　西学的传播为“明治维新”作了必要的思想和聚集骨干分子的社会准备。这种情况是日本和当时亚洲其他国家（例如中国）所大不相同的，是日本在被迫“开国”以后能够迅速形成革新势力，实现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西方的民主、民族以及自由注意思想得以进步发展，出现了一批宣传“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1835-1901）就是最著名的代表，他所写的《劝学篇》共十七篇，每篇销量都高达20万份，风靡一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知识分子，而且深入到一般群众，除福泽渝吉之外，中村正直所翻译的《自由论》和《自助论》发行也曾达百万册。有一个时期，明治天皇的三个老师都讲授迈尔斯的《自助论》。

 

 

　　明治前期也产生了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是因为，明治专制政权主要是培植财阀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它既没有给“豪农豪商”（中小工商业者和中小地主）以充分的参政权，也没有为他们自由发展资本主义（或向资产阶级转化）提供充分有利的社会条件。在倒幕运动中，“豪农豪商”及“草莽”人士曾经出过力，但新政府成立后，只拉拢了极个别“草莽”人士担任闲散官员（如“赤报队”副队长落后直亮被任命为刑法官监察司刑事），大部分都散回故乡。整个豪农豪商集团没有得到如同三菱、三井急旧藩主那样的优厚利益与社会地位。明治维新政权下，日本资产阶级的主导集团并不是旧式豪农豪商的自由发展与上升，而是旧藩主、公卿、上层武士，特权商人的转化。他们凭借国家权力，发展近代企业和财阀资本，堵塞着一般中小商业者的发展道路，明治政府又用主要来自地税的财政收入补助特权大资产阶级。这一切，当然要引起“豪农豪商”的不满，后面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三大中心口号就主要反映了这部分人的政治经济要求。

 

 

（四）阶级原因

 

 

　　在日本近代倒幕运动和后来明治维新志气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豪农豪商。这个阶层是在农村阶级分化中出现的新兴地主和富农阶级。这个阶层有的来自工商业者，以其资金兼并土地，开发新田；有的来自少数“本百姓”的上层，其中不少人兼任村吏。作为地主、富农、村吏，他们有依附领主。压迫农民的一面，但是他们毕竟不是领主，其土地所有权无合法地位，其发展也受到压抑，因而与幕藩统治者又有矛盾的一面。“豪农”往往经营工商业，“豪商”也往往经营土地，形成一身二任的“豪农豪商”，既有封建性格，又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倾向。明治维新运动中的所谓“草莽志士”，很多出自这一中间阶层。武装倒幕运动中起过不少作用的“农兵”、“商兵”其骨干多是“草莽”。如支持“奇兵队”的下关贸易商白石正一郎，绸缎商秋本新藏等。幕末武士浪人起义也多有豪农豪商。[9]这一阶层形成了早期民权运动的主力。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出现了城市的工商业者，而在列强叩关以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在外力与内因作用下迅速发展。但明治政府的政策多倾向于大特权资产阶级，无论是普通工商业者还是劳动人民对此都非常不满，因此他们联合起来争取权利。形成了明治政府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力量是农民群众和城市无产者，其主导人物则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映的是中小工商业要求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愿望。此外，旧士族在分化，有些人参加甚至领导了这个运动。推动自由民权运动前进的根本动力是日本人民群众，领导这个运动的骨干分子及其社会基础则主要是豪农豪商及与之有联系的士族知识分子。[10]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日本近代一个特殊的阶级“豪农豪商”是前期以倒幕运动和民族权利运动为主的民权运动以及后期以民主权利运动为主的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可以说这个阶级的形成与壮大是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之一。相比较而言，在中国，尽管出现了像魏源和林则徐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集团，但一则其势力小，二则革命性不强，所以没有形成一股非常强大的革新力量。而后来的洋务派因为是从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出来的，很多都身居高位，推行改革则首先触及其本身利益，要其领导改革无异乎天方夜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革命和改良的力量都很弱，而且没有人民支持，加上各种其他原因，自然中国就没有走上像日本那样的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结语

　　日本近代的民权运动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它不但推动了幕府的倒台，更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前进，如果没有这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可能日本也将最终成为西方的殖民地。而这场运动的产生、发展与壮大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探究其根源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近代民主宪政尤其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产生和内容变化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也可以使我们从另外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日本的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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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 日本 田中章著 《日本近代史》

[2]参见 万峰 著《日本近代史》

[3]参见 吕万和《简论明治维新》收入 《日本史论文集》三联 1982年

[4] 转引自 日本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 第19页

[5] 引自 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收入《内蒙古社会科学》

[6]当时日本全国只有横滨、长琦、箱馆三港。此表引自万峰 著 《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第13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7]参阅 吕万和、罗澍伟《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和日本》 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

[8]引自 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收入《内蒙古社会科学》

[9] 参阅吴延缪：《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一文一、二节，《南开大学学报》1964年第二期。转引自吕万和 著《简明日本近代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参阅 吕万和著 《简明日本近代史》 第85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