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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8
尘封的学生回忆

今天收拾东西,在箱底找出一叠小学和中学时代的证书。
记得当年我的表现并不是十分好,小学加上中学的十二年时间里得到的奖励和肯定都不算特别的多。但是这些奖励今天看来似乎对我现在的工作和发展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至少我的干部履历表中不用填写我小学时代是否得过三好学生,我的年终评优也不因我小学和中学的顺利毕业就能有所加分。
我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小学一年级就有过数学期末考试77分的记录,在那个满分横行的年代,我的这个分数已经足以让我傲视群雄、全班垫底了。而在高中的前两年,我的成绩就从未进入过全班前35名,我也曾经被老师断定为上不了大学的一小撮后进分子之一。记得当时母亲去开家长会总是被留下来谈话,并曾经被告知要为我高中毕业之后找定出路。在老师眼中,我的前程俨然就是高中毕业之后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待业青年的。至于我后来大失高一高二班主任所望的高考结果,或者可以归咎于过量服用兴奋剂龟鳖丸所致吧。
我也从来不是一个调皮的学生,小学仅有的一次逃学记录还以老师的责备和屁股的伤痕而告终,那次之后,我断定自己不是逃课的料,也断定当时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和父亲的拖鞋对抗,所以在逃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一直都夹起尾巴做人。直到跑到七百多公里之外的岳麓山脚读大学之后,夹起的尾巴才又露了出来。
总结地说,我在小学和中学时代中的大多数时候里都不是一个突出的人。在同学眼中我大概就是一个学习成绩平庸、相貌更加一般、没有钱玩游戏机、穿不起名牌,当然也没有女孩子喜欢的形象。
但是据说事业成功的人大多数都是在学生时代不显山不露水的人,因为他们从来不受到关注,所以他们可以很低调地苦练内功,从这点看来我应该是具备的一个成功者的基本条件了。当然,学生时代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以后的人生中也都是继续着这种低调的生活,尽管他们具备了成功者的基本条件,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当然,我希望我以后的人生能够成功一些,至少比我的学生时代要成功一些吧……
这些泛黄的证书我也会继续地保存下去,等我年老的时候拿出来看看、翻翻,应该也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吧~

最早的三好学生证书,九〇年的~~~~~

小学毕业证~~~~

~初中毕业证~

团校毕业证,最变态的是竟然把我的性别搞错了,后来还是我自己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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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5
央视记者被抓风波引发的思考(二):新闻舆论监督权滥用再反思
从今年年初沸沸扬扬的许霆案开始,我一直都在关注媒体滥用舆论舆论监督权的问题。应该说,许霆案的热炒以及最后的改判,就是媒体滥用舆论监督权的结果。该案本来的判决尽管不尽人情,却是完全合法的,但是经过媒体和一些热衷于炒作自己的法律人的渲染和引导,就使审判机关受迫于舆论压力而最终改判许霆。
而在2008年的年底,同样是一场由媒体和一些法律人所操作的以新闻监督为名颠倒黑白的“地方检院进京抓央视记者”事件隆重上演,这让我对舆论监督权的滥用甚至于舆论监督权的“权力寻租”的问题更加忧虑。
如果说许霆案还仅仅是新闻媒体和部分法律学者出于炒作目的的话,那么央视记者被抓风波则完全是为了使舆论监督权扩大化以至于凌驾法律之上的目的的。试问一个央视记者动用自己手中的舆论监督权进行权力寻租的事件都可以被粉饰成新闻记者因为坚持新闻监督而受到打击报复,那么以后司法机关还如何有效打击新闻界的腐败呢?
就我的工作经历所了解的情况,腐败问题在中国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和领域的腐败程度并无多大差别,只是相比起其他行业,国家权力的腐败更让老百姓所痛恨,也更为老百姓所熟知,所以当地方检察院进京抓捕央视记者的新闻曝光后,在媒体的有意引导下,民意便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记者的一边。
事实上,相比起司法机关,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某更加深知民众的情感弱点所在以及如何引导民意的走向,加上其所特有的“央视记者”的身份更是可以轻易地给司法机关套上“滥用职权”的帽子。而对此后知后觉的检察机关显然没有意识到抓捕李某所引起的后果会将自己放在一个相当尴尬,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在李某被抓捕后,检察机关在争夺舆论导向主动权的斗争中几乎是不战即败,陷入全面被动的局面。
也正因为新闻记者行业的特殊性,使其权力的滥用以及腐败往往带有非常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其一切徇私情的行为表面上都成了正当的“舆论监督”。即使是非常不走运地,新闻记者的腐败事件被曝光,最终也会因为媒体同行的刻意淡化而不了了之,对新闻记者的腐败事件的处理往往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手掌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君不见与这次的检察院进京抓女记者的事件相比,山西洪洞县的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的事件性质更加恶劣(相比起央视记者被抓事件起码是黑白分明的),但是民众的关心程度和谴责的声音就显得小很多了,以至于现在人们都已经开始忘记发生在不久以前的这件事了。
正因为民意成为了新闻记者腐败的资本,成为了新闻记者与一些人、一些单位交易的对象,所以在我看来,新闻记者的腐败和舆论监督权的滥用就显得尤为丑陋。因为相比起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以及腐败所利用的是老百姓善良的感情。那些个腐败的新闻记者们俨然一个个练就辟邪剑法的“君子剑”岳不群,邪人辟邪,这本来就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同,在中国,新闻媒体和司法机关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制度的产物,如果说司法机关的腐败是由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那么新闻媒体必然也不能独善其身。
关于舆论监督权的滥用以及腐败问题,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了。我并非要给司法机关遮羞,事实上一些司法机关的腐败众所周知、也无羞可遮,只是相比起民众和学者对司法权腐败的关心,舆论监督权的腐败问题得到的关注和反思还远远不够。
或许有人会指责我身为司法机关的一员,站出来指责新闻媒体是动机不纯,甚至是狗咬狗,我不介意大家有这样的看法。事实上,所谓用权力制衡和民主制度来治理腐败归根到底又何尝不是这种狗咬狗的原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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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5
央视记者被抓风波引发的思考(一):一场黑幕交易引发的“舆论监督”
这场地方检院进京抓人的风波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心,我在网上看到了无数评论文章,其中大部分当然是抨击检察院滥用职权乃至违法办案的文章,但是我发现这些文章的作者或者没有了解整个事件,或者受到媒体报道的干扰,总而言之,他们的文章大多没有就整个事件作出中立的评论,而仅仅局限于某些被媒体强调的事实。我根据媒体的报道,将整个事件梳理的一遍。事情大概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1、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在侦查一起案件的过程中将涉嫌行贿的吴某带回检察院;
2、吴某弟弟给了央视记者李某22万人民币;
3、李某以记者身份调查杏花岭区检察院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
4、因为各种原因,吴某被放;
5、杏花岭区检察院调查李某,发现其收受吴某弟弟22万的事实;6、太原检方进京拘传李某。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和电脑看看关于该事件的新闻,大家会发现,在媒体对整个事件过程的陈述中,对2和5大多是一笔带过,有些媒体的报道更是直接省略该两项情节。即使是有作报道的媒体,大多也强调吴某弟弟和李某是情人关系,以期使李某收受的钱财合法化。
通过媒体报道我们知道,吴某弟弟与李某是2008年11月份才认识的,其时吴某已深陷大狱,而在认识后不久吴某弟弟就通过银行账户给李某转账22万元现金,后李某就用该笔现金购买汽车,12月4日,李某被捕。吴某弟弟在短短一个月内就与李某从陌生人成为情人(吴某已婚),并送出二十多万的厚礼,这样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高。我不能断定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联系到李某收钱后不久连同其他两个媒体的记者以杏花岭区检察院涉嫌滥用权力为名进行新闻调查的事情,总觉得这个所谓的“情人关系”有点欲盖弥彰,至少让人有无限猜想吧。
且不论杏花岭区检察院在吴某的问题上有无滥用职权,但是李某采访的行为就已经因为其收了吴某弟弟的钱而变得不纯洁了。既然其行为已经不纯洁了,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报复性执法的问题了。
周泽律师(李某的辩护律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的做派也似乎炒作的痕迹过于明显,且不论其不顾李某生活殷实、李某的情人家财亿万的现实“强行”为李某进行免费辩护显得非常可笑,其博文更是一开篇即以新闻界代言人的身份站在道德的高岗上指责中国的司法机关无比黑暗,把中国的司法机关和司法现状轰得体无完肤,孰不知其也是这个司法现状之下的产物。无怪乎在学界,许多人对周教授的言论也颇不以为然。
我不敢说杏花岭区检察院没有问题,但是纵观整个事件,本质上是各种势力之间的争斗,司法机关利用的是手中的执法权,新闻媒体则是利用手中的舆论监督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涉及的前因后果非常复杂、许多内幕不为人知、新闻媒体也是进行选择性的报道,所以导致正义与邪恶的角色并非泾渭分明,鄙人以为,这很有可能是一出场面宏大的山寨版无间道呢!
既然正邪未分,大家又何必如此急着要站在律师和媒体的一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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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4
关于电影与台湾问题——从《海角七号》谈起


《海角七号》的成功让人有些意外,这部说句实话,电影的开头确实有些沉闷和不知所云,但是正如一盅好汤要慢慢熬出味道的道理一样,《海角七号》也是属于那种慢慢品出味道的电影。青春励志并不能涵盖这部电影所要表达的所有主题,而电影之外的政治解读和延伸则意外地成为大陆网友解读《海角七号》的一个焦点。

与政治无关——电影之内看民俗我非常讨厌那些一开口就说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台湾狭隘地域文化的言论,电影本身反映就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想,动辄就给其他地区电影贴上狭隘标签的人恰恰是最不懂文化的。文化本无地位高低之分,不同文化之间也应该互相尊重。台湾文化本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所特有的内涵值得每一个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研究,如此说来,台湾文化何来狭隘?
美丽的大海,充满台湾味道的海边小镇,善良真诚的台湾人无处不打动着我,电影中的画面总是让我仿佛闻到那海风中的咸腥味。
除却电影中阿嘉与友子那段虚无缥缈又无厘头的爱情故事,电影中值得我们品味的东西非常多。茂伯与马拉桑便是给我印象对深的两个角色。
茂伯之所以能在金马奖上脱颖而出自然有其独到之处。这个角色事实上是台湾在电影中的一种象征。茂伯对台湾传统乐器的执着非常可爱,但是当茂伯面对着流行音乐这种舶来品的时候,茂伯并没有多大的抵触,甚至在后来主动去接受和融入这种新兴的文化。茂伯这一角色所反映的恰恰正是台湾和台湾人在历史的大流中面对世界时所曾经有过的迷茫和现有的状态。所以茂伯的这一看似配角的角色却成为该部电影最受欢迎的角色。台湾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台湾的影子,其引起的共鸣不是我们大陆人所能体会的。
而我对马拉桑的喜爱则完全是个人感情的,因为在马拉桑身上我看到了典型的华人品质。或许在电影中,马拉桑本是台湾“客家人”的形象代表,但是在我看来,马拉桑这一形象完全可以上升为世界各地“客家华人”的代表。他勤劳善良,他虽然对着所有人都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但是他心中却有着自己的执着与追求,有着自己的人生目标。
海角七号中所体现的台湾人的文化和精神很值得我们深深地去品味和思考,而海角七号在台湾的巨大成功值得我们借此好好解读一下台湾人民的现有心态。
沉重的包袱——电影之外谈政治
陈云林访台期间,马英九就曾经向陈云林推荐这部台湾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华语电影,马英九也表示希望这部电影能作为大陆了解台湾的起点。而有趣的是,在台湾人争相观看这部电影的同事,在大陆的相关网络论坛上,相当一部分大陆网友却很反感电影中对日本占领台湾的暧昧态度,更有不少人直斥该电影卖国和美化日本侵华。
事实上,即使抛开电影的日资背景不说,台湾人对日本的情感都是相当复杂的,而台湾人对大陆的情感同样复杂。
日本自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后占领台湾,前后统治了台湾近50年,而在这50年期间,尽管台湾的反日势力一直存在,但是总的来说,台湾还是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的。50年的殖民统治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被中原汉人政府视为外敌侵略的满清政府于1644年占领北京,当时原来明朝统治下的老百姓们痛不欲生,将此视为亡国,各种各样的反清势力多不胜数。但是以该年为为基点向后推50年,我们看到的却是在清朝康熙政权统治下的清帝国已经建立了相当稳固的中央政权,而康熙政府也已经可以腾出手去处理边疆事务,平定边疆的骚乱了。由此看来,50年的殖民统治可以改变一个民族原来所具有的许多东西,包括所谓的民族归属感。
记得某位台湾朋友在互联网上曾经表达过这么一种观点,在中国历史上,但凡中央政权强大,对台湾的统治就稳固,但是一旦遇到政治不稳,台湾又往往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而脱离中央甚至于割让给外国。这种颠沛流离的历史经历让台湾人打心底里就有一种让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诉求,而随着近代台湾政治的数次变迁,台湾人的这种诉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因此,包括曾经的蒋介石政府和今天的中共政府都不应该不正视台湾所经历的这些特定的历史,也不应该不正视台湾民众所具有的这种复杂的民族情感。
但遗憾的是,蒋介石政府在台湾光复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台湾的统治趋于粗暴,无视台湾本省人的情感与政治诉求,而导致台湾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蒋政府相当反感,甚至于怀念日治时代。而这些都是导致今天台湾各个族群在政治上严重分歧的根源之一,也导致了今天台湾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对日本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台湾本省籍人民的心中,蒋介石国民政府就等于“中国政府”,所以今天的许多台湾本省籍人对所谓的“一个中国”基本上不感冒。连直接统治台湾几十年的蒋氏国民政府尚且如此,那对于台湾人来说完全陌生甚至于被妖魔化的中共政权在台湾不受欢迎就完全不奇怪了。因此我们不应该奢望台湾民众会夹道欢迎到台湾访问的陈云林先生,也不应该苛责台湾民众不支持“一个中国”。

(台湾人对二二八至今念念不忘)
对于大陆的中共政权来说,台湾问题必须解决,台湾也绝对不能独立。但是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喊口号,不能靠经济一体化。当然,也不是一个“一国两制”就能解决问题的,蒋介石政府犯过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台湾、了解台湾人;要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就不能无视代表台湾本土势力的民进党及其支持者的声音,否则,我们就失去了台湾一半人民的支持。而一味的军事恐吓和政治打压只会让台湾人对大陆政权更加恐惧和反感。解决台湾必须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必须照顾台湾大部分人的情感和利益,必须和代表台湾的各个政党尽心接触和谈判。
我从来不否认自己在台湾问题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除非台湾急独,否则不应该采用强硬的台独来处理台湾事务,也不应该以任何理由来发动战争。那些在网上骂台湾人媚日,骂台湾人数典忘祖,叫嚣着要武力统一台湾的愤青大多都是些潜在的纳粹分子。他们漠视生命,也从不在意别人的意见与表达,他们中的大部分除了支持武力急统之外,还支持以武力处理周边国际事务,当然也仇视所有的韩国人和日本人。有这些声音的存在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不正常的是在网络上来看,现在支持这种声音的人占了大多数。
呵呵,或许就一部电影来说,我扯得太远了些。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政治,但是政治却不是生活的全部。《海角七号》本身并非一部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电影,有人会感动于电影中的两段爱情故事,有人会受到电影积极向上主题的感染,也有人会沉醉于台湾岛美丽的沙滩和充满本土味道的生活气息。无论如何,喜欢电影和喜欢台湾的人都应该给自己一个细细品味这部电影的理由。或许不戴上政治的有色眼镜去观看这部电影会让你感觉轻松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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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9
“感动广东”,感动了谁?
当那些勇于救人不惜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被一笔带过的时候,当看到为了帮助别人而花光自己所有的继续并且落下一身疾病的赵广军落选的时候,我明白了这台平衡了各方利益的所谓“改革开放30年感动广东人物颁奖晚会”只不过是一场秀,一场掺杂了不同味道的政治秀,让人感觉不是滋味。
看着长隆的老板苏志刚红光满面地站在台上接受访问的时候,我真有一种吃了苍蝇的感觉,那些在真正感动人的人物仅仅是露个脸领个奖,但是这个身家亿万的大老板却能站在台上大谈自己的长隆集团,大谈自己的奋斗史。再看看候选人的名单,不禁发现,苏总的名字并非个案。
这些老板们的成功或许都是不容易的,但是相比起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却又不曾忘记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人来说,这些老板们的所谓事迹就显得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平凡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
何况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些老板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何等的肮脏和不可告人。
这台充斥着政治作秀味道的晚会令人昏昏欲睡,高潮竟然出现在最后中山大学教授陈大海代表评选委员会的发言上。应该说陈大海教授的发言相当精彩,不然也不会在短短地五分钟发言中博得多达十数次的掌声。但是当我联想到榜单上那一串有钱佬的名字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教授将这些老板们称为“圣人”的说法也忒肉麻了,至少让我的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回顾整个上榜的20个人,最少有10个人我认为是不应该进入榜单的,包括我们曾经的省领导和现任的我所在单位的某位领导,甚至应该包括抗非英雄钟南山。说是感动,最起码应该有种催人泪下的力量。我认为不应该进入感动广东榜单的这些人并非不出色,但是他们的事迹或许只是催人奋进的,却未曾能够催人泪下。相比起那些平凡地为身边的人,为社会默默奉献的人来说,他们获得的掌声已经太多了。
或许正如我的同事们说的那样:这台晚会需要平衡各方的利益,也需要一些为这个活动买单的人。但是我觉得既然起了个这样的名字,那么就请让它尽量地显得单纯一些吧。
我不是一个感觉器官麻木的人,但是这次的“感动广东”确实没有感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