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香浮动月黄昏

 

 

暗香这方小小的土地已经迈入了第四个年头。

 

在暗香走过三周年的时候，汶川的泪水浸透了中华土地。过去的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从国家的大命运到个人的小命运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希望就我的人生来讲，每年都要有一些进步，至少让自己觉得跟去年的我比起来有了些许的不同吧。

 

过去的一年，我写了３４篇文章，应该说去年的下半年还是很勤奋的。但是今年年初以来就开始懒惰了，部分是因为文思不畅的原因吧。反思自己，主要是对一些社会的事情开始麻木了。于是时评越写越少，文化随笔越写越多。

 

我总是告诉自己，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一颗热切而干净的心，至少让自己还保持一种追求与执着。我也努力地去做了，所以才会有暗香的四年。但是人的成熟也意味着对一些不公的麻木与忍让。我曾经想做一个如鲁迅先生一般的斗士，向一切社会不公宣战，但是现实面前，我往往选择的是明哲保身。鲁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有一颗勇士的心，它的火焰不曾熄灭。

 

文章会坚持写下去，无论如何，思想不能抛弃，否则就是一具木偶。呵呵，开句玩笑话：当大家看到暗香长时间不更新的时候，大概就是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了，至少是我已经没有了思想。

 

暗香的访问统计好不容易超过了一万，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一种肯定了。虽然我知道其中的许多是来自于百度和谷歌的搜索引擎，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里还有新的东西让人家看到和搜索到。

 

博客四周年，让暗香伴随着大家继续前行吧……

 

 

 

 

昨天上课，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老师和同学们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老师和一些同学提到了中组部的十万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的政策，并具体讨论了大学生如何当好村官的问题。

 

我不知道为何老师和同学都如此热衷于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放在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的事情上面。难道中国农村的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村官的素质太低吗？不是！所谓的十万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的计划反映的还是中国数千年的“官本位”思想：把一方百姓生活的好坏完全寄托在地方官的身上。我们能不能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期望别人让自己过得更好，这根本就是一种奴性在作祟！

 

解决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解决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而解决经济问题的的核心又是解决“人”的问题。这个人不是一个两个的村官，而是八亿的中国农民。所以中国将解决农村经济的宝压在提高村官的素质上面完全是舍本逐末！！

 

中国贫穷的农村好比是一所教育资源匮乏且教师素质低下的学校，这所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差，那么提高学生成绩的关键是什么呢？难道派一个好的老师搞几年就能解决问题吗？如果没有教育资源的投入，那么即使让孔子再生，我想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无济于事。

 

２１世纪最贵的是什么？是人才！要提高中国八亿农民的素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一、二十年的事情。让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才到中西部落后的农村去既违反经济规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要发展中国农村的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素质。只有农民整体的素质提高了，才能让农业的经济附加值更高，才能让农业摆脱千万年来高投入低产出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而提高农民的素质最重要的则是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

 

但是可悲的是，我们的政府一直以来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就更加不用谈对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倾斜了。记得在十年以前看的一本书，叫《山坳上的中国》，这本书大概是二十年前出版的，其中就提到了当时中国对教育的投入只占ＧＤＰ的２％左右。而我们看到在经过将近２０年之后，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我手上有个数字，2004年是2.79%（援引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４％的平均水平！而我们的近邻印度的这个比例达到６％－７％的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２０年，我们的ＧＤＰ翻了一翻，但是２０年，我们的教育却在原地踏步，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啊！！！

 

我们国家２００４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大概为４４００亿人民币左右，这四千多亿即使全部摊给农村的青壮年身上，一个人一年的教育经费都不足１０００元，更别说真正用到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都不够这四千多亿的２０％。

 

但是我们却看到在２００３年，我们的政府公款旅游的费用就超过３０００亿。而前段时间全国人大某研究员在央视上称中国一年的三公支出（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在９０００亿以上。这还只是正常的支出，而据说各级政府、国企每年用于“三公”非正常支出的数字更加惊人！所以说我们的政府没有钱吗？不是。我们政府只是没有钱投入到教育中去而已。

 

记得两年以前看到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提到青海的农民供出一个大学生要花３５年的积蓄。这样的现状怎能让人对中国解决农村经济问题有信心呢？？

 

要发展中国农村的经济，就要增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要让农民的孩子能够读得上书。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政府就应当将免费义务教育推行到１２年，而对于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只要所读的专业属于农、林、牧、副、渔等专业，我们的政府就应该为他们支付大学期间的所有学杂费用。当然，前提是孩子要读完书之后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工作。实行这样的政策之后，我想再过１０年－２０年，我们农村的人口结构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随着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要推进农村的农业技术革新，发展新农业经济还会困难么？

而这样做的成本有多高呢？只要我们政府把每年的三公费用砍掉１/１０，最少就能供１０００万个农村大学生读大学。

 

有人或许会觉得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但是中国的历史和外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与一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密切相关的。看看战后在废墟中重建的日本和德国吧！再看看近三十年经济突飞猛进的亚洲四小龙吧！

 

梁启超在一百年前说，少年强则中国强。

 

其实，路，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有没有走的决心和勇气！

广东政坛正处在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中，从黄松有到陈绍基，一年之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广东派政坛领军人物接连出事，而且都是政法一条线的。

细数一下，近一年下马的与广东有关的政法一线的人物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湛江市人民法院院长调任最高院）、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侦局长郑少东（原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调任北京）、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０６年调任浙江）、韶关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叶树养、肇庆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黄平方、云浮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伍星葵、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韶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剑。如果再往上追溯两年的话，还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裴洪泉窝案。当然，在目前看来，深圳中院的窝案与近一年广东政法界所出的事情关系不大。

这些人无一不是广东乃至全国政法界都赫赫有名的人物。中央以这样的手段、这样的力度打击一省政法界的腐败，不但建国以来罕见，近二十年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名单横跨公、检、法、政法委、纪委，从司法界到党内纪律监察部门无一幸免。

分析这一轮反腐风暴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从政坛内部的运作规律来看，这是政治斗争激化的结果。从公务员到普通民众，人们在私下里并不讳言官场所存在的人事与派系的斗争。事实上，官场潜规则也一直主导着中国政界人物的轮换与更替。一般情况下，官场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机制会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机制使各派势力互相牵制，天平或许会在不同时期偏向某方，但是不会一边倒，从长期来看，各派势力是相对平衡的。这种机制既在全国范围的大政坛发生作用，也在地方范围和系统范围的小政坛发生作用。但是这种平衡是相对的，一旦有外力介入，这种平衡很容易就会被打破，从而导致一方或几方势力的轰然崩塌。纵观中国历史，官场从来未离开过这种平衡的维持与打破，唐朝和明末党争则是最最典型的例子。这次广东政法界集体受到冲击，我们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外来势力的介入打破原有的平衡。这种外来势力的构成很复杂，同时也很敏感。简单的说，从政治上，我们可以将这轮司法界的反腐风暴看成是广东政法系统的大洗牌。

从政治斗争以外的角度来看，民众对司法腐败的憎恨和对惩治司法腐败的期待促发了这次的反腐风暴。近年来，民众与司法机关的矛盾日益突出。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导致老百姓对司法机关失去信心，从而动摇了司法制度的基础。老百姓总是逮住一切机会向司法机关发难，上海的杨佳袭警案和广东的许霆案就是典型。司法制度是社会最重要的保障制度，也是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司法腐败则会使司法制度的功能缺失，甚至还激化了社会矛盾。而当人民对国家和政府保障其利益的最后一丝希望都消失的时候，社会就会陷入长久的动乱。因此，打击司法腐败成了维护社会稳定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

广东这次不幸成为打击司法腐败的典型，有其必然性。就我原来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来看，广东省公安厅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问题确实比较多，其中尤以公安厅的问题更为突出。当然，这一轮的问题中检察院受到的影响较小（韶关检察长乃是个案）并非完全因为检察院能出淤泥而不染、独善其身，其根源乃是因为检察院在公、检、法三家中的权力最小的缘故。

中共一向善于树立好的榜样和坏的典型。不考虑政治斗争的因素的话，中央这次的大动作或许有敲山震虎之意——以广东为典型教育大多数。但是就我对腐败的了解来看，不对现有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建立真正权力能互相制约的司法制度，司法腐败的问题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可惜的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口号叫了那么多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各方互相扯皮当然是原因，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央既不能下定大力改革司法制度的决心，也拿不出一套真正可行的改革方案。不解决源头的污染问题，又怎么能使政坛之水清如许呢？！

前记：一直想写这篇文章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动笔。前些天好不容易逼着自己动笔了，却写得断断续续，没有一气呵成的感觉。不过无论如何，文章最后是出来了。这也是我“闲话”系列的第三篇文章，也是最长的一篇文章。但是说实话，写完之后再翻看一遍，颇有些不知所云。近来感觉文思不大通畅，看来要给脑袋搞点甘油润润，不然我怕思想会便秘而死。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宦官。我们现在将宦官统称为太监，事实上是对宦官这一群体的尊称，太监在古代是高级官名。在明朝开始将高级宦官称为太监，到了清朝，太监就称为宦官的统称和俗称。对宦官的尊称除了太监之外，还有中贵人等称谓，当然民间对宦官的蔑称要远远多于尊称，诸如阉人、阉奴和阉竖等等不一而足。

宦官可看作是人类生殖崇拜的一个副产品。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面，雌性往往比雄性来得更为稀少，人类社会亦然。由于雌性掌握物种繁衍的钥匙，故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对物种繁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雌性特别受到尊重，这是生殖崇拜的起源，也是形成母系社会的基础。随着种群的发展，雄性逐渐掌握了各种生存资源，而雌性的地位亦日益下降，逐渐沦为雄性所争夺的资源之一。强壮的雄性不但能获得食物以及种群地位，也获得其他雄性所不能获得的繁衍后代的权利，所以在此时，雄性生殖器就成为繁衍后代以及力量、甚至是社会地位的体现。至此，对男性的生殖崇拜便最终成型。大家了解一下猩猩、狒狒等人类近亲的生活习性，便知我所说非假。

而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国王掌握了普通人所无法比拟的资源，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女性，而国王同时也需要一些男仆去为他管理家庭事务，包括服务他所掌握的这些女人。跟动物世界不一样，由于国王女人和男仆数量众多的原因，国王的精力不足以看住每一个他掌握的女性和男仆。为了防止自己戴绿帽，国王们会把男仆们的生殖器用各种方式毁掉，以达到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目的。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独立发展的文明之间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宦官这一群体，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使然的。

其实关于受阉割宦官出现的原因，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而是一个横跨历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问题，要研究的话大概没个两三万字都不能解决，何况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水平去研究，更何况讲这些未免过于枯燥。所以不如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宦官，他们的故事和经历要比研究宦官出现的原因要有趣得多，同时对我们现实的启发也大得多。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的数量之多远非其他文明所能比拟的，而宦官的地位也远高于其他文明中同一群体的地位，这也让宦官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政治群体。从整个封建时代来看，宦官专权的程度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从先秦时代开始发端到明代到达顶峰。宦官专权基本上是伴随着王权集中程度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与宦官这一群体依附于皇帝的客观事实是密切相关的，宦官的权力实际就是皇权的外化，所以在文官把持朝政、武将专断的时代，宦官专权的情况绝对不会发生。

 

 

 

古今权宦第一人：赵高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宦官专权时代出现在战国末到秦朝，代表人物是赵高。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代的宦官不一定都是经过阉割的男性，而赵高本人是否经过阉割一直尚存争议。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赵高事实上是未经阉割的宦官，其阉割一说实乃后世某文人解读史书时的误读所致，及后以讹传讹，就成了赵高被阉割后入宫的“通说”了。以此观之，将文人比作“刀笔吏”是最形象不过的了，以笔代刀，活生生地把赵先生的子孙根给去掉。武人用刀杀人，文人用笔杀人，实不虚也。

现在的史学界通常不将此看成是宦官专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原因之一大概就是因为赵高并非去势的宦官。但是小弟对此是有一些意见的，宦官专权与宦官是否经过阉割并无因果关系。秦代时的宦官虽不一定被阉割，但是其作为皇帝家奴的性质与后世被阉割的太监的性质并无二致，因此将这一时代看成是宦官专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并无不妥。

回到赵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赵高有两绝。其一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大权宦，赵高先后两次政变，左右皇位继承。赵高能在秦始皇这个聪明自负的独裁者的眼皮底下掩饰自己，在嬴政死后发动政变，左右帝国皇位的更替，这已属难度系数超高的自选动作。而后来诛蒙氏、杀李斯，到最后直接指挥望夷宫之变、谋杀二世胡亥，赵高全都是出手精准、一招必杀，对手连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能以个人力量支配强大的帝国机器的运行，对付政治对手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之权宦，除赵高之外还有何人？赵高的政治手腕和斗争谋略是所有后世权宦都不能比拟的。其后来者都仅仅是在皇帝无能的情况下窃取皇权，而能在一个极度强势的皇帝之下专权乃至两次决定皇位继承人的权宦，自古仅赵高一人。赵高在斗争的时候能够借助一切能够借助的力量，而在需要除掉对手的时候又毫不手软，不给对手任何翻身之机，因此其阴险手段实乃现代官场斗争厚黑学之经典案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详细去研究赵高的一生。

赵高的第二绝是其具有很高的个人素质和学术修养。如果要给赵高一个头衔，那么“儒奸”是最适合不过的。与后世的大多数权宦不同，赵高拥有很高的个人素质和学术修养，其在法学和书法方面的造诣都相当高。宦官无论是否经过阉割，都属于皇室的家奴，所以一般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文化程度基本都很低，大部分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即使有如明代的秉笔太监这类的皇室御用秘书，也仅仅具有相当于今天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但是赵高却不一样，赵高出身赵国贵族之后，父亲又是精通法律与书法的低级文官，因此其家庭教育环境应该是相当好的，加上赵高本人聪明过人，因此其入宫伺奉嬴政之时已经是学有所成了。

赵高的文化修养和学术水平不但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这一方面有后世皇帝怕掌握了知识的宦官擅权，故特意不让宦官学习文化知识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因为后世的宦官出身也没有赵高高贵的原因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直以来，内廷的宦官集团与外廷的文官集团争斗不断，也与双方的教育水平有关。倘若内廷的宦官与外廷文官的学术水平相当，那么他们应该在政治上更容易结成盟友，从而影响皇帝的决策。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大太监冯保和王安。冯保进宫时就已经受过一定的教育，而且传说其和赵高一样，写得一手好书法。冯保掌权内廷期间，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是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忠实粉丝。而王安是皇帝伴读出身，其文化水平在历朝宦官中也算是高的，正因为文化层次的相近，所以其与东林集团关系非常不错，在政治上也结成同盟，从而影响了万历一朝的政治气候。当然，无论是冯保还是王安，其在文化上的修养以及政治上的手段都远远不及赵高。

正是基于以上两绝，我想将赵高称为古今权宦第一人，应该不会太多的反对意见吧。

 

 

 

另类首富刘瑾

我要讲的第二位太监叫做刘瑾。跟赵高不同，刘瑾的出身卑微，在政治上的成就远远不及赵高，但是其所享有的个人财富，却也是赵高无法比拟的。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出一千年来最富有的50个人，我们中国有６人入选，其中就有刘瑾。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刘瑾和和珅的入选是中国的耻辱，这很容易让一些外国朋友们误认为中国的政府是有腐败的传统的。

我们通常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个人的富有，一般说来，这样形容当然是有夸张成分的。试想在当今中国，即便是将最富有的200个人的个人财产加起来，也都比不上国家的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刘瑾便是其中一个例外。刘瑾倒台后被抄出来的财产就达两百五十万两黄金和五千万两白银，与当时的明朝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相当，更是数倍于崇祯时代的政府财产。据说以大米作为中介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其财产相当于两百多亿人民币。

与赵高不同，刘瑾的发迹到专权，都是由于皇帝朱厚照的无能所导致的。从历史记载来看，朱厚照远远不是一个愚笨的人，其年少时就以聪颖而闻名，而且其即位后变着法儿玩的劲也显示出其过人的创新意识。朱厚照就曾经在后宫搞过一个虚拟城市，让太监和宫女扮成各色人等，而他自己就扮成富商在集市中玩乐，享受生活。从这一角度来看，朱厚照实乃当今角色扮演类游戏和模拟类游戏的始祖。

但是一个人是否聪明与一个人是否做得好皇帝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实上在一个制度健全的国家，即使让一只猴子去当总统，大概也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朱厚照虽然聪明，但是正由于其贪玩的性格，反而给了刘瑾擅权的机会。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刘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的擅权只是因为皇帝的放任。正如我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宦官专权只是王权集中的一个副产品，在王权得不到有效行使的时候，宦官才有机会窃取王权，其窃取的方式也仅限于假传圣意，而不像造反分子那样敢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所以一旦皇帝强势一些，让王权的运行进入轨道，那么即便风光如刘瑾之流，也将被轻易地除掉。所以我们看到刘瑾虽然被称为京城中的“立皇帝”，但实际上老百姓从来没有认为他是皇帝，人们打心底里就知道他只是皇帝的一个奴才，所以他在外骄横跋扈，也改变不了朱家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奴才再风光也是奴才，他永远都没有能力让朱家天下变成刘家天下。

在今天的官场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跟刘瑾很相像的人，他们能力不高，只是靠拍马奉承领导上位，他们总是在某位领导在位的时候风光无限，但是最终他们大多都取代不了领导的位置，而且基本上在领导调走或者失势之后变得一文不值。

跟赵高一样，刘瑾的一生也是一出绝好的《官场启示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说法不仅适用于治国，还适用在做人和做官。

 

 

 

赌徒魏忠贤

据说魏忠贤进宫是因为赌博输了钱走投无路的缘故，我们今天看其一生，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赌徒色彩。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总有一些人跟魏忠贤一样扮演着赌徒的绝色，他们将政治看成是一场赌博，赢了自然大富大贵，而输了的话很有可能就落得个粉身碎骨甚至株连九族的下场。他们根本不看重其是否要名垂青史，为了赌局的胜利，往往不择手段、六亲不认。而魏忠贤正是这样一个人。

魏忠贤时代的皇帝朱由校自小就不受人待见。其父亲朱常洛虽然贵为太子，但是由于不受万历帝喜欢的缘故，所以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废拙的阴影中。当有一天，他突然从这种阴影中摆脱出来而成为天下至尊的时候，竟显得不知所措，迷失方向，登基一月之后就宣告game over了。当然这中间的许多故事都成为后人的茶余谈资，我这里就不浪费口水了。

朱由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并且成为皇帝的。朱由校的成长从小就因父亲的地位而受到影响，虽被称作是皇太孙，但是竟然一直到接位当皇帝都未受过正规的教育，这足以证明万历时代朱常洛父子地位的不堪。但是我们的魏忠贤先生恰恰就是在看中了这么一个家庭，决定赌一把。在今天看来，魏忠贤当时把赌注都压在这么两父子身上应该说是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这场赌博大概有80％以上的可能会输掉——当然，如果赢了，其将获得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或许是上天的眷顾吧，魏忠贤好歹是赢了。这个过程与吕不韦的故事很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到朱由校登基为止，魏忠贤应该还是比较安分的，宫内宫外的人缘应该还不错。魏忠贤此时已经位居司礼监秉笔太监，在宫中，他的地位也相当高了，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但是魏忠贤是一个赌徒，赌徒的性格就是永远追求更大的利益，所以他不满足于现状，他决定再赌一把。这个时候的魏忠贤已经赌红了眼睛，他眼里只有胜利，只有更高的位置和更大的权势。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他开始六亲不认、不择手段了。

他必须除掉一个人，那就是王安。我在前面已经提过王安这个人了。跟魏忠贤一样，王安是历史上有名的太监，但跟魏忠贤不同，王安是个有名的好太监，为人正直，跟东林党人关系相当密切。朱由校登基的时候，王安是太监带头大哥（学名叫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一候选人。魏忠贤此前一直夹起尾巴做人，加上为人也乖巧伶俐，所以他跟王安之间的关系很不错，王安也很看重这个小弟。应该说，一个知恩图报的人都懂得帮助大哥搞好工作。但是魏忠贤如果是这么一个人，他就不是魏忠贤了，而且那样的话，故事就不会那么好看了，或许还间接影响到当年明月同志所写的书的销量。所以无论是从魏忠贤的个人角度出发、从历史故事的精彩程度出发、还是从当年明月写的书的销量出发，都需要一个无恶不作、不择手段的魏忠贤。所以魏忠贤用相当龌龊的手段除掉了王安（此中省略Ｎ千字），成为太监帮事实上的带头大哥（由于魏忠贤不识字，所以没有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至此，其对于这一赌局已经胜券在握了，其后面铲除东林势力也是水到渠成而已。

数年后，当天启皇帝如白痴一样在后宫摆弄斧凿的时候，当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时候，当一些文人将其摆到和孔子一样地位的时候，魏忠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站在紫禁之巅俯视芸芸众生，魏忠贤确信他在赌局中赢了，他甚至幻想着他能取代朱氏成为天下的新主人。马斯洛所谓的巅峰体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我们知道，一个赌徒如果为他的胜利而得意忘形，那么他离失败也不远了。刘瑾如此，魏忠贤也如此。

魏忠贤可能到死也想不明白为何他貌似强大的势力会在数月之间就被朱由俭瓦解，他到死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最终会输掉这个赌局。正如几乎所有的赌徒都想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输掉身家性命一般。不知道魏忠贤自尽的时候是否会想起数十年以前被千刀万剐的刘瑾，是否会想起数年以前被他逼死的太监王安，是否会觉得原来所谓荣华富贵只是黄粱一梦而已。

 

 

后记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很有名的宦官，其中声明狼藉者十之八九。在这篇文章中我选了三个在政治上最成功的宦官来谈。不幸的是，他们三个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坏蛋。这或许也证明了政治不是善良人的游戏。如果要在官场混，那么中国数千年的官场文化不能不了解，也不能不学习。但是我还是宁愿做一个旁观者，看着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看着他们或精彩或拙劣的表演，其实这样的感觉也是很好的吧～

写在前面：最近有朋友问起我的博客怎么一直没有更新。是的，我的博客将近两个月都没有新作出来了。自己一直很痛苦，灵感似乎一下子就离我远去，一直想强迫自己写点东西，但是开了十几个题，都没有办法完成。可能最近工作太忙看书少了的原因吧。把一篇大学时代写的外国法制史的习作发上来充个数，希望早点能把灵感找回来吧。

　　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尤其是其所谓的万世一系的以天皇为首的政治制度。而日本历史的特殊性还在于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和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均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通过大化天皇的“大化改新”，日本从一个羸弱的诸侯割据的国家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通过睦仁天皇的“明治维新”，日本又从一个幕府掌握大权，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虎视眈眈的东瀛小国一跃成为强大的军事封建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后来居上的姿态参与到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去。日本是一个擅长学习先进的国家，“大化改新”是日本站在中国唐朝的肩膀上发展出一段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而“明治维新”则是在西方民主分权的土地上建起了矗立在东方的帝国主义大厦。

 

　　无庸置疑，日本的这两次改革是成功而且影响巨大的。尤其是明治维新，其影响不只是在本国，对亚洲其他国家同样影响巨大，甚至是后来日本发展的军国主义及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都可以看成是其副作用之一。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以为明治维新以及其前期的倒幕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统治阶级在这场运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人民只是起辅助作用或者说人民只能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但是正如马列主义历史观所认为的那样，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统治者的行动固然有其主观认知的因素，但究其本质，仍然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我认为包括倒幕运动在内的明治维新也不例外，表面上是上层统治者的行为，但从根本看，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首先我想先明确一下本文所称的民权运动的内涵，在本文中，民权运动包括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两部分。民主运动的发展是必须是以民族运动为前提的，而民族运动又是为民主运动做必要的思想和社会准备，二者互相依存，而且融为一体。

 

                一、        明治维新的起始与终止时间

 

　　为了方便研究分析，我把广义的明治维新时期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倒幕运动，后半部分是狭义上的明治维新时期。

 

 

　　广义的明治维新的起始时间与终止时间，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关于起始时间，学界观点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天保说”，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于“天保改革”；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于列强叩关之后，即开始于1853年。关于终止时间，学界更是分歧巨大，大概有七八种主流观点，其中包括以1871年废藩置县为标志的“四年说”（明治四年）、以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帝国议会成立为标志的“二十二、二十三年说”、以西乡隆盛叛乱为标志的“十七年说”[1]。在我国，著名日本史学家万峰教授把明治维新的下限定在1911年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最后完成[2]。而另一位日本史专家吕万和教授则认为明治维新结束于1894年，也就是以日本国内确立资本主义，对外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其他民族的这样两个矛盾转化为标志[3]。

 

 

　　由于本文着重研究的是日本近代的民权运动，因此在本文中，我把广义的明治维新的时间定义为始于1853年而终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而对应我前文所分的两大阶段，倒幕运动是1853年到1868年，狭义的明治维新时期乃始于1869年而终于1889年。我持这一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日本国内的倒幕运动的真正开始可以说是在西方列强叩关之后的。尤其是1853年美国叩关，幕府被迫接受美国国书之后，倒幕运动才真正活跃起来。因此如果要确定一个具体的开始时间的话，那么1853年将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

 

 

　　第二， 关于结束的时间我选在1889年是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代表了民权运动的初步胜利。尽管这部宪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维护天皇的利益和权力，但是作为一部改良性质的宪法，里面包括了成立帝国议会、采取两院制等资本主义的内容，在当时的亚洲来说，依然是相当进步的。而《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包括1890年帝国议会的成立以及后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部分从根本上看是原有政策的一个延续以及对宪法的实施。因此，作为研究日本近代民权运动来说，1889年宪法的颁布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此，我把它作为日本民权运动最终结束的时间。

 

                    二、日本近代民权运动的条件与背景

 

　　日本近代的民权运动并非是一夜之间所发展起来的，其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是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的。我将其分为两部分：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而内部原因我又细分为经济原因、思想原因和阶级原因三部分。以下我将分别对其进行探讨。

 

（一）外部原因

 

 

　　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有惊人的相像，其中的一点就是两国都要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分割，当然两国政府最后的态度存在很大的差别。

 

 

　　外国列强对日本的叩关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的俄国。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俄国首先想日本叩关，之后英美接踵而至，越来越频繁。自1764年至1854年的九十年间，共达52次[4]。而日本政府第一次屈服于外国是在1853年。1853年，美国派舰队驶抵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浦贺港，在此以前，美国已经在琉球（今冲绳岛）强行建立了军事基地，由于谣言四起，幕府最终被迫接受了美国国书并答应在一年内作复。1854年3月31日，《日美亲善条约》签订，日本被迫开放下田（今静冈县伊豆半岛东南端），箱馆（今北海道函馆）两处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并且对美国在下田设立总领事馆作出了规定。自美国叩关成功后，各国纷纷强迫日本签订各类不平等条约，日本被套上沉重的殖民主义枷锁。

 

 

　　这一系列的事件，大大刺激了民众中的有识之士，尤其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如此一个泱泱大国尚且败于英法联军手下事使日本深受震惊。日本著名汉学者斋藤竹堂写了《鸦片始末》、《续鸦片始末》等书，许多学者为他写序作跋，发出呼号。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魏源所编的《海国图志》在1851年传入日本以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思想与日本学者佐久间象山的主张完全一致。许多维新志士如吉田松阴（1830-1859）、桥本左内（1834-1859）、横中小楠（1809-1869）等竞相读之。

 

 

　　外国列强对日本的叩关，侵略以及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国内的封建阵营发生了分化，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必须改变现状才能挽救日本，而这批有识之士和他们的弟子，都是后来倒幕运动及领导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正是这批人物，使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族思想在民间得以推广。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跟中国比起来，列强对日本的侵略又是相对较轻的，这也为其能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独立发展之路提供了条件。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为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其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5]

 

（二）经济原因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上层建筑本身就包括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文化等。因此，在次探讨日本幕末以及明治维新时期的经济状况就变得异常的重要。

 

 

　　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大概是在18世纪，而在18世纪后半期较为明显。但是，在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资本注意萌芽因受农业中生产关系的制约，而未能获得顺利发展的条件。

 

 

　　日本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开始于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之后。以1859年7月1日开港贸易为起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举侵入日本列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是他们消弭封建日本堡垒的“重炮”。日本经由这种自由贸易，以半殖民地从属身份被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日本在倒幕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可以通过下面的幕末的开港后贸易额的变化看出来。

 

 

                    幕末开港后贸易额[6]（注：该表因不能嵌套表格而省略）

 

　　而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近代资本主义开始起飞，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这与明治政府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包括在农村实行地税改革、在工业方面实行“殖产兴业”的政策。而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保久利通提出的“兴业方针”，著名理财家松方正义推行的松方财政等等都大大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使资本主义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

 

 

　　无庸置疑，资本主义在当时是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的资产阶级迅速壮大起来，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三）思想原因

 

 

　　西学的传播与明治维新关系极为密切。1720年日本德川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弛禁”，使西学在日本重新有所传播。此后百余年间，日本洋学者师徒相传，形成了一个有相当数量的、对西方有所了解的新知识分子集团[7]。仅绪方洪庵在大阪所设立的“适适斋”，自1832年至1862年间，各地前来就学者就达到三千多人。这个新知识分子集团很多出身于下级武士，与“草莽”（豪农豪商）联系密切，对上层武士也有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了锁国政策，但日本依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有相当意义的所谓“兰学”，兰学家们提出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实行民主平等，仿效西方以改革日本和富国强兵的主张，为后来的维新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8]。

 

 

　　西学的传播为“明治维新”作了必要的思想和聚集骨干分子的社会准备。这种情况是日本和当时亚洲其他国家（例如中国）所大不相同的，是日本在被迫“开国”以后能够迅速形成革新势力，实现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西方的民主、民族以及自由注意思想得以进步发展，出现了一批宣传“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1835-1901）就是最著名的代表，他所写的《劝学篇》共十七篇，每篇销量都高达20万份，风靡一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知识分子，而且深入到一般群众，除福泽渝吉之外，中村正直所翻译的《自由论》和《自助论》发行也曾达百万册。有一个时期，明治天皇的三个老师都讲授迈尔斯的《自助论》。

 

 

　　明治前期也产生了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是因为，明治专制政权主要是培植财阀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它既没有给“豪农豪商”（中小工商业者和中小地主）以充分的参政权，也没有为他们自由发展资本主义（或向资产阶级转化）提供充分有利的社会条件。在倒幕运动中，“豪农豪商”及“草莽”人士曾经出过力，但新政府成立后，只拉拢了极个别“草莽”人士担任闲散官员（如“赤报队”副队长落后直亮被任命为刑法官监察司刑事），大部分都散回故乡。整个豪农豪商集团没有得到如同三菱、三井急旧藩主那样的优厚利益与社会地位。明治维新政权下，日本资产阶级的主导集团并不是旧式豪农豪商的自由发展与上升，而是旧藩主、公卿、上层武士，特权商人的转化。他们凭借国家权力，发展近代企业和财阀资本，堵塞着一般中小商业者的发展道路，明治政府又用主要来自地税的财政收入补助特权大资产阶级。这一切，当然要引起“豪农豪商”的不满，后面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三大中心口号就主要反映了这部分人的政治经济要求。

 

 

（四）阶级原因

 

 

　　在日本近代倒幕运动和后来明治维新志气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豪农豪商。这个阶层是在农村阶级分化中出现的新兴地主和富农阶级。这个阶层有的来自工商业者，以其资金兼并土地，开发新田；有的来自少数“本百姓”的上层，其中不少人兼任村吏。作为地主、富农、村吏，他们有依附领主。压迫农民的一面，但是他们毕竟不是领主，其土地所有权无合法地位，其发展也受到压抑，因而与幕藩统治者又有矛盾的一面。“豪农”往往经营工商业，“豪商”也往往经营土地，形成一身二任的“豪农豪商”，既有封建性格，又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倾向。明治维新运动中的所谓“草莽志士”，很多出自这一中间阶层。武装倒幕运动中起过不少作用的“农兵”、“商兵”其骨干多是“草莽”。如支持“奇兵队”的下关贸易商白石正一郎，绸缎商秋本新藏等。幕末武士浪人起义也多有豪农豪商。[9]这一阶层形成了早期民权运动的主力。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出现了城市的工商业者，而在列强叩关以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在外力与内因作用下迅速发展。但明治政府的政策多倾向于大特权资产阶级，无论是普通工商业者还是劳动人民对此都非常不满，因此他们联合起来争取权利。形成了明治政府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力量是农民群众和城市无产者，其主导人物则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映的是中小工商业要求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愿望。此外，旧士族在分化，有些人参加甚至领导了这个运动。推动自由民权运动前进的根本动力是日本人民群众，领导这个运动的骨干分子及其社会基础则主要是豪农豪商及与之有联系的士族知识分子。[10]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日本近代一个特殊的阶级“豪农豪商”是前期以倒幕运动和民族权利运动为主的民权运动以及后期以民主权利运动为主的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可以说这个阶级的形成与壮大是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之一。相比较而言，在中国，尽管出现了像魏源和林则徐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集团，但一则其势力小，二则革命性不强，所以没有形成一股非常强大的革新力量。而后来的洋务派因为是从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出来的，很多都身居高位，推行改革则首先触及其本身利益，要其领导改革无异乎天方夜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革命和改良的力量都很弱，而且没有人民支持，加上各种其他原因，自然中国就没有走上像日本那样的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结语

　　日本近代的民权运动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它不但推动了幕府的倒台，更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前进，如果没有这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可能日本也将最终成为西方的殖民地。而这场运动的产生、发展与壮大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探究其根源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近代民主宪政尤其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产生和内容变化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也可以使我们从另外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日本的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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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 日本 田中章著 《日本近代史》

[2]参见 万峰 著《日本近代史》

[3]参见 吕万和《简论明治维新》收入 《日本史论文集》三联 1982年

[4] 转引自 日本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 第19页

[5] 引自 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收入《内蒙古社会科学》

[6]当时日本全国只有横滨、长琦、箱馆三港。此表引自万峰 著 《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第13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7]参阅 吕万和、罗澍伟《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和日本》 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

[8]引自 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收入《内蒙古社会科学》

[9] 参阅吴延缪：《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一文一、二节，《南开大学学报》1964年第二期。转引自吕万和 著《简明日本近代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参阅 吕万和著 《简明日本近代史》 第85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