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世祖苻坚）

百万南征几马归，叛亡如猬亦何悲。

宾擒敌国诸戎主，更遣权兵过在谁。

这是唐代诗人周昙写苻坚的一首诗。前两句讲得是淝水之战的事情，而后两句则是写苻坚的性格。据柏杨先生的考究，中国的皇帝有五百多位。其中大多数都是寂寂无名之辈，或者是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草草亮个相即告退场，能让人们记住名字的皇帝不多，而这些让人们记住名字的皇帝不是英明圣主便是昏暴之君。苻坚便是其中一位让人记住名字的皇帝。

人们之所以会记住他的名字，只是因为一场战役，一场以苻坚军队战败为结束的战役。在人们心目中，苻坚在这场战役中不是主角。成者皇侯败着寇，他的战败注定了他长久以来都只成为谢安之流的配角。而他的少数民族身份，则注定了他在汉族人写的历史中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史书却不是人民共同写就的，所以永远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是历史的真实。在之前写的一篇关于宦官的文章中，我就说过文人是刀笔吏，以笔代刀，硬生生地把赵高的小鸡鸡给和谐了。罗贯中的一部《三国演义》更是把雄才大略的曹操描写成小肚鸡眼、下流好色喜欢潜规则别人老婆的猥琐形象。

汉族人，尤其是汉族文人的小气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认为汉族皇帝再垃圾，但总是自己人。所以苻坚之流的少数民族皇帝总是化外之民，再英明都乃非我族类。因此，汉族文人一直将淝水之战描写成为一场侵略战争而非统一战争。当然，那些写史的汉族文人也希望能抹黑苻坚，就像罗贯中抹黑曹操一样。但无奈苻坚其人真的是太善良和仁慈了，汉族史学家始终不能在他身上找到太多的缺点，于是便只有在淝水之战上作文章。一代圣主竟成了史学家笔下那个骄狂无知的白痴，而如谢安之流的军事白痴竟因淝水之战成了所谓的军事家，黑白颠倒至此，实在是可笑至极。

                （淝水之战）

我们今天回过头，再一次解读淝水之战，会发现一切似乎都只是一个意外。

苻坚是不顾群臣的反对而坚持南征的，尽管他的南征计划充满变数，他的政权和部队也充满隐患，但是他想在有生之年统一中国的愿望却使他毅然决定南征。今天看来，即便前秦军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腐朽没落的东晋帝国根本是抵御不了前秦大军的攻击的。

在面对百万之众的前秦大军时候，东晋方面有几个细节大家是需要留意的，因为这几个细节在千百年来都是被歪曲和神化的。

一、谢玄在出征前曾经向谢安请教御敌之策，谢安轻松自如、不动声色的告诉谢玄“我另有安排，你先去吧”；

二、谢玄放心不下，再派手下张玄去向谢安问计，谢安干脆就不作回应，和朋友们游山玩水去了；

三、驻守荆州的大将桓冲派3000兵马去保卫首都，却在半路上被拦了回去，谢安告诉桓冲说朝廷已作妥善安排了。

至此，两军主力正面交锋前，谢安的戏份就已经全部演完了。我让大家留意的这三个细节在后世都被成为谢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重要证明，也是谢安被称为“军事家”的重要依据。那也难怪，谢安这样的表现加上淝水之战的结果，确实会让人产生某种错觉。

但是再细心想想，你就会发现谢安的戏份好像缺了点什么：谢安总跟别人说他已经妥善安排了，但是这个妥善安排是什么呢？面对前秦大军，他在镇定从容的同时，又使了哪些妙计、作了哪些实际的军事部署，以使东晋军队达到最后的胜利呢？

答案就是：谢安根本就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他也没有作出任何特殊的军事部署，他的戏份确确实实是演完了！他让桓冲的3000援军返回的原因根本就是对桓冲的军队怀有戒心——因为谢家是从桓家的手中把军政大权夺走的。面对前秦大军，谢安其实和其他人一样束手无策，但是他有一样东西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就是他比较会装。这不是我顺口开河的，还有一个证据：后来，在收到淝水之战晋军胜利的战报时，他正和朋友在下棋，朋友关心地问他战况如何，他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小儿辈大破贼”带过后便继续下棋，但是朋友一走，他便兴奋地手舞足蹈，以至于连脚穿的木屐的齿都给搞断了。不过这也正常，谁像他这样走了狗屎运都会和他一样得意忘形的。

                 （谢安像）

苻坚南征计划的前半部分非常顺利，形势也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倾斜。整场战争的意外就出在苻坚的仁慈和好心身上。苻坚阵中有一个人，叫朱序。这个人原来是东晋的人，后来在与前秦的战争中战败投降苻坚，此后苻坚一直也很相信他。苻坚爱才如命，他对人才的爱惜在今天看来实在有些过分。本来苻坚完全可以在战场上将谢石（东晋军前敌总指挥）KO掉，但是他觉得谢石是个人才，所以就想招降他。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就不该派朱序去招降谢石。朱序在和谢石见面后立马就叛变前秦了，不但将前秦的军事部署和盘托出，还为东晋军队出谋献策，并答应回前秦做东晋军的内应。于是，一出古代版《无间道》隆重上演。

东晋军队根据朱序提供的重要军事机密，打了几场小胜仗后（草木皆兵的成语就出于此），终于和前秦的军队在淝水两岸正面对峙。此时，朱序再度出场，他建议东晋军队在前秦主力未会师之前主动求战。于是谢玄便心生一计，就派人去见前秦军队的前敌总指挥苻融，叫前秦军队向后稍退，以便东晋军队过河与其作战。谢玄的这条计谋本应是下下之策：因为拥有战场主动权的苻坚大可不必急于与东晋军队决战，等主力会师后再渡江，那时东晋必败无疑。但是谢玄为什么会冒险使用这条计谋呢？因为谢玄看准苻坚有“宋襄之仁”。

在这里我要说些题外话。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两个以“退”而闻名的战役。一次是相对较弱的晋军面对强大的楚军，采用主动撤退诱敌深入的计谋，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退避三舍的成语即出于此。另外一次则是宋国与楚国的战争，两国军队隔泓水相对。在楚军渡河时，有人建议宋襄公攻击正在渡河的楚军，但是自称仁义的宋襄公拒绝了这一“不仁不义”的建议，结果自然是楚军乘渡河之势击败“仁义”的宋国军队，之后便有了“宋襄之仁”的成语了。

回到淝水边上，谢玄显然是受到宋襄公故事的启发了。苻坚是个极度仁慈的人，即便是取得战斗的胜利，苻坚也极少杀害敌军的将领。所以谢玄看准了苻坚会让出地方让晋国军队渡河，而且他还算准了苻坚和宋襄公一样不会做出攻击渡河军队这样“不仁不义”的事情（他可能还会觉得苻坚这样的化外之人根本不会知道宋襄之仁的故事）。

但是谢玄也显然是低估了苻坚的文化水平和军事能力。不错，苻坚是个很仁慈也很宽容的人，但是他和宋襄公不一样：苻坚的仁慈和宽容是在政治上而并非在战场上。从苻坚的上半生可以看出，在战争中，苻坚拥有一切名将所拥有的特质，而且崇拜汉文化的他对历史也不会陌生。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看穿了谢玄的小把戏，因此他决定将计就计，就答应了东晋军的要求。在今天，我们可以猜到谢玄在知道苻坚答应他的要求之后肯定是欣喜若狂，说不定还为自己的破敌妙计而洋洋自得。愚蠢的人自以为聪明，这是很悲哀的。

胜利的天平已经完全向苻坚倾斜了。

苻坚依计开始命令前秦军撤退，晋军像傻子一样开始渡河，慢慢地走进苻坚为他们所设的口袋当中。为了保密，苻坚的计谋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将领知道，我们可以推断连朱序都是不知道的，否则他也会向晋军通风报信的。但是也正因为保密，所以士兵们并不知道撤退的原因。在战场上，军心和士气是很重要的，军心一散、士气一失，部队很容易就会失控。况且苻坚的军队来自各个民族，带兵的将领很多原来都是一方豪强，所以各部队之间缺乏沟通和照应。所以撤退的命令一下达，士兵们就开始人心惶惶了。此时，潜伏在前秦军中的朱序就开始大喊“秦军败啦！秦军败啦！”就更加然士兵们惊慌不已，争相逃亡。此时，即便苻融跑马传达回头攻击的命令，却也无济于事，最终他也死于乱军之中。其后便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前秦军溃败。

 至此，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争定格在中国的历史上。军事白痴谢安、愚蠢而又自以为聪明的谢玄竟因此而名正言顺地戴上了“军事家”的高帽，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分析淝水之战，尽管我们可以说前秦内部所存在的各种隐患和不利因素是导致前秦军战败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同时看到，跟前秦比起来，东晋的内患并不见得会更少。而且从战争的过程来看，除了运气，我实在很难找出东晋军队能战胜前秦军队的其他原因。我们沿着一系列倒下的骨牌往前追溯缘由，发现导致前秦失败的最初一张骨牌竟是苻坚用朱序招降谢石。如果苻坚没有使用朱序去招降谢石，那么历史将由此而改变。或许“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正是淝水之战中给苻坚的最贴切形容吧。

 柏杨先生在谈到淝水之战的时候，很为前秦未能统一中国而深感可惜，也表达了深深的无奈。我是理解并认同柏杨先生的这种情感的。在五胡乱华南北朝期间，这是统一的最好时机，可惜上天并没有把这个任务赋予仁慈的苻坚和他所统治下的前秦帝国，于是人民便不得不继续在水深火热中度过之后的两个世纪。在大多数的时候，老百姓是很无奈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往往是大人物的大命运决定了老百姓的小命运。

 在读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给我留下印象的除了是一大堆混乱不堪的的人名，便是那些数之不尽的天灾人祸。李敖先生曾经统计过有历史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其中的许多便是发生在这段战乱频发的历史年代。我们站在今天，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人民是怎么在这个人间炼狱中生活的。

我们读历史，并不仅仅为了了解历史，还为了从历史中寻找一些经验，使我们能少走一些弯路。杜牧《阿房宫赋》中早就告诫过我们：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而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孙伟铭）

注：原文将《法学家的理性无权凌驾于公众的情感之上》一文的作者误作为刘必荣先生，经网友指正我已经改过。就此向王小东先生、刘必荣先生以及网友们致歉，并向指正我的网友表示感谢！

拜读了王小东先生就孙伟铭案谈他对法律看法的《法学家的理性无权凌驾于公众的情感之上》一文，我佩服于王小东先生的敏捷才思和流畅文字，在许多方面也让我不得不赞同王小东先生的看法，但是在一些问题上，我却无法苟同王先生的看法。

  一、关于法律人的价值

从王先生的言辞来看，王先生对于法律人和法学学者的不屑是不言而喻的。按照王先生的看法，大概法官是不需要的，案件如何判决只需要民主投票即可。

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法律人或许很重要，也或许很渺小，但是法律人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我们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从来不会凌驾于公众的“感性”之上，相反，法律人总是卑微而小心翼翼地为他们追求一生的公平与正义而奋斗。

法律人并非是纯理性的，法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是有各自的价值判断的，每个案件也会带有法律人的感性因素，只是经过专业训练后，这种价值判断的出发点和角度与一般人不一样而已。

法律人之所以与医生、工程师等人一样是专业人士，正因为他们受过的训练使他们具备了普通人所不具备的能力。

法律人之所以在大多数的国家中能成为管理社会的精英呢，正因为专业的训练使他们看问题的方向更加高远。

法律人之所以在大多数民主国家能得到公众的尊重，正因为专业的训练使他们成为正义与公平的守护者。

不以一己的好恶而抛弃基本的法律价值，也不以取悦民众为目的去审判案件，这是作为一个法律人应有的素质。譬如胡斌案，世人皆曰可杀，譬如许霆案，世人皆曰无罪，如果法官取悦民众，那么长远的负面效应要远远高于眼前民众的肯定！！

法律人的思维和行动要符合的是最基本的价值追求，譬如正义、譬如公平，这些价值追求会使案件的结果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与公众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但是不代表所有的时候都会完全一致，在与公众的判断不完全一致的时候坚持自己基于法律的判断，这就是法律人的价值所在。

好比科学家与普通工程人员的区别不在于的99％的常识，而在于1％的常识以外的创新。而往往推动社会前进的关键，就在于这1％。

所以法律人无需为一个案件不能取悦民众而烦恼，而妄自菲薄，只要相信自己作出的判断经过法律的推理是正确的就可以了，我们所忠诚的是我们所信仰的法律。

二、严刑峻法能解决社会问题吗？

王先生一方面将法律人看得很低，同时却对法律有很高的期望。譬如王先生对重刑主义的迷信要远远高于他对社会其他矫治制度的信心。

法律人经常说“罪责刑相适应”，我们既不轻刑化，也不重刑化。对犯罪行为的矫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类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丰富情感，人类刑罚的发展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从崇拜神鬼到崇尚自由和生命的价值，这是文明的发展。古代的茹毛饮血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古代视生命如草芥在我们今天看来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今天为何还要那视人命如草芥的重刑主义呢？

刑罚从血债血偿的同态复仇到今天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制度，轻刑化是趋势，教育重于惩罚也是趋势，这样发展的原因正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善良。刘先生认为轻刑化是邪路，那么大概也认为人类越来越善良是邪路了吧。

严刑峻法是统治者无能的表现，只有最没有头脑的统治者，才会觉得重的刑罚能让社会更太平。秦代的刑罚不可谓不重，但是招来的不是人民的称道，而是四起的烽烟和无数生命的无辜流逝；明代的刑罚不可谓不重，但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之一；清朝政府在菜市口对变法六君子的砍首示众，换来的却是更多革命志士奔赴起义。王先生对“严打”的怀念，使我不得不怀疑王先生是否对无能政府怀有某种憧憬。

纵观历史，经济发展较快的年代同时也是轻刑化的年代，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年代。只要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社会自然安宁。治国与民治在于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在于在老百姓头上悬挂一张带血的刀。

当然，王小东先生有他表达观点的自由，这是我所捍卫的；王先生的文章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这是我所欣赏的；但是我所受的教育让我必须要崇尚法律、信仰法律、追求人类的真善美，这也是我所要坚持的。

附：王小东：法学家的理性无权凌驾于公众的情感之上

在网民提出“替身”顶包的时候，我就对此说法嗤之以鼻，该案在事发时就已引起高度关注，被替身顶包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就此我也和一些网友作过争论，当然，持怀疑态度的还是大多数。

后来所谓的“替身”张礼礤的照片被人肉搜索出来了，有网友更就案发时胡斌的外貌细节和受审的“张礼礤”作对比，力证“替身说”。真相似乎慢慢地倾向于“替身说”，于是外媒大肆报道，内媒也迫不及待的跟上（当然，报道中不忘强调是网络传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杭州西湖区法院此时还公开一份底气严重不足内容莫名其妙且文笔幼稚、大有欲盖弥彰之意的声明，该份声明随后即沦为公众笑柄，成为证明“替身说”的又一份有力证据。于是网民们和媒体集体向司法机关发难，舆论几乎一边倒的认为司法机关在胡斌案上被胡斌家人收买了。

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也迟早会公开，媒体和网民的这次集体亢奋在持续不到四天的时间后迅即转为阳痿。“替身”现身澄清的威力如同一盆冷水，倒在企图再一次强奸司法的媒体们和网民们的头上。

于是我也小小地得意了一下。

这次的“替身”事件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网络并不总是真相的揭露者，它也能成为谣言的传播者。

在网络日益发达的年代，舆论就如一头力量无穷的怪兽，谁都企图驯服它、指挥它——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我始终都怀疑这次最先将“张礼礤”人肉出来的人的动机，尤其在真相揭露之后，我的这种怀疑就更加强烈了。他们在网民对被告人的外貌有一定疑问时推出所谓被人肉出来的“替身张礼礤”，继而外貌对比图出炉，让媒体和公众瞬间勃起并进入盲目亢奋状态，时机可谓是拿捏得恰到好处。但是到今天反思一下，我们会发现这次的人肉搜索似乎与以往的人肉搜索不太一样，最明显的就是被人肉到的“替身张礼礤”竟然只有一个名字和一张照片，再多的资料一概欠奉。但仅仅就是这么一个莫须有的名字和一张和名字不一定对得上号的照片，却让自我感觉不错的网民们傻乎乎地叫嚷了几天，诸多媒体更是不经任何查证就让大篇幅的报道出街。是媒体和网民们饥渴得太久了，还是他们对强奸司法上了瘾呢？而最早人肉到“替身张力礤”的那些个网民们，他们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

近年来，在媒体的引导下，公众舆论多次与司法交锋，几乎每次都是司法大败而归，于是这也让媒体们和网民们过分的忘乎所以——大家都觉得自己成为了正义的维护者和司法的主宰者，却忘记了其实大多数的人既对事情的真相不了解、也根本不懂法律这个事实。例如这次胡斌的案件，90%以上的人都说胡斌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又有多少人能说得出来这两个罪的构成要件和区别呢？再例如许霆案中，认为许霆不构成犯罪的人们，又有多少人能从法律角度说出个所以然呢？

我承认舆论监督的正面影响，但是同时我更多的是思考如何警惕舆论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的舆论监督环境并不健康。党和政府在一些方面控制着舆论的方向，于是乎另外一些薄弱的环节就成为公众舆论的宣泄口，很多时候人们在没有弄清楚真相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要表达自己。这就造成了在一些方面舆论监督力度不足，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舆论监督权却在滥用的情况。

中国舆论监督的出路在于放开控制、规范监督，让真相暴露在阳光之下，而并非在禁欲主义下的集体手淫。

（中国传统剪纸艺术）

 在最近两年，一些媒体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没落和西方节日的兴起一直比较关注。有许多学者借此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并且给出了许多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我也看到，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已经开始在关注了，而且政府为此也做了不少工作，譬如给传统的三大节日（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增加了法定假期和对端午节进行申遗等等。但是我同时也看到政府的引导和民众的关心并未太多地改变西方节日兴起的这一现实。每到情人节、圣诞节期间，年轻一代们总在一些学者的斥责中继续过着他们的西方节日。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个阶段，而往往发现问题简单，解决问题困难。事实上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曾经无比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何在没落？我们又要如何去应对并且去改变这个情况呢？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首先要来看看什么是文化：有中国学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受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易益典《社会学教程》），有外国学者认为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Raymond Williams《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语》）。我认为该两个定义虽然都能涵盖文化的内容，但是其却显得不够系统而清晰，而且Raymond Williams的定义显得过于枯涩而难懂。

在我看来，文化是“在特定时间段中内化在特定人群大脑中的价值观念与知识体系，以及由此而外化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的客观存在的总和”。因此，文化事实上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意识，另外一部分则是由意识所外化的客观现实。

回到我们的问题上，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并非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指的仅仅是汉族传统文化，我个人认为这样理解可能在历史上的某个统一汉族政权的时代是正确的，但是放到今天来看却未免过于狭隘，甚至有民族歧视的嫌疑。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指代的概念比较模糊，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将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给这个概念划出一个清晰的边界。我认为，现在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当代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在长期发展中所沿袭下来的各种文化的总和”。　　

         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次高潮

在历史上，中国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民族之间的侵略与融合之后才有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概貌。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第二次是宋元时代，第三次则是清朝。我们不难发现，这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都以少数民族政权侵略中原汉族政权为发端，而以少数民族被同化为结束。相比起中原的农耕文明，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相对比较落后。文明落后的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相比汉族政权统治地区要落后得多。少数民族虽然骁勇善战，但是在治理国家和发展经济方面则完全是个门外汉。因此，除非是掠夺式的侵略模式，否则，要想在中原地区建立强大统一的政权，少数民族就不得不向先进的汉族文明学习先进的文化。因此，在自然的文化融合中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一方的文化。

有人认为，每次少数民族的侵略都是对汉文化的一次摧残，我个人是完全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在民族融合中消亡，反而因为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而显得更有生命力。我们应该看到，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其治理国家的理念以及核心的价值依旧是汉族传承已久的那套东西。

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中国在这不到一百七十年时间里的变化比１８４０年以前的三千年的变化都要大。而在此期间所发生的文化冲击经历了几个高潮。

第一个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潮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到洋务运动兴起的阶段里。在这个阶段，一部分眼光开阔的中国人刚从面对洋人坚船利炮的惊恐中以及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羞愧中冷静下来，思考着要如何利用外国文明来武装自己，而太平天国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下定改革决心。虽然说洋务派和开明知识分子一直坚持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与西方的文化相伴而生的，文化是科学技术产生的土壤，同时科技也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成为文化的载体。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淮南之橘淮北为枳”的故事，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要在淮北长出橘子来，那就只能改变淮北的土壤。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就必然同时将外国的文化也一并引进。有时候这种文化的引进是无意识的，在不知不觉中，西方的一些观念和价值就会影响到一部分人。而在第一次西方文明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潮中，就是这样一种不自觉的文化渗透改变了一些中国人的思想。后来的维新派中的许多也都是这些受到西学影响的人。

第二次高潮则出现在二十世纪初到１９４９年，其中又以前三十年为最高潮。文化的渗透与繁殖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时候强大得让人惊讶。在第一次文化冲击高潮中，西方文化还只是渗透式地影响着一小部分中国人的思想，这部分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就如男女情窦初开时的懵懂一般。但是仅仅是过了二十年，当年的眉来眼去就变成了如今的热情如火，此时的西方文化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帮坚实的粉丝，他们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将传统的文化和政治完全推翻的地步。以白话文的普及为例，坚持传统的一派并没有作太多的抵抗便完全败下阵来。尽管从今天来看，白话文的出现和普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中西文化的混血儿恰恰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繁殖能力。

如果说第一次高潮只是不自觉地被西方文化渗透的话，那么第二次的高潮则完全是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直接将西方的文明整套移植进来使用的过程。这次西方文化冲击影响之深远难以估计，儒家思想的出现影响了中国前面两千年的社会，而这次西方文化的冲击则完全有可能影响中国往后两千年的社会。我总是跟别人说，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舶来品，无论是宏观的政治体制抑或是微观的各种社会制度和规范，都是地地道道的洋货。而这些洋货就是在这第二次的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的高潮中进入中国的。

第三次的高潮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人大概会觉得1949年之后的学习苏联的过程也算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的高潮。但其实只要仔细想想我们今天生活中还有多少苏联的影子，大概就可以知道学习苏联的过程对中国的影响事实上是多么的小。

应该说，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都是在这次高潮中进入大陆社会并被大陆社会所广泛接受的。如果说第一次高潮是西方科技的冲击、第二次高潮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的话，那么第三次高潮则是西方民俗文化的冲击。而从本质上来讲，第一次是科技层面上的冲击，第二次高潮是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冲击，而第三次高潮则是精神层面的冲击。这是一种文化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影响另外一种文化的过程，纵观历史，在文化融合的大潮中，几乎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如何振兴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上层建筑，文化的融合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经济的融合，也就是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以说，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出现文化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大潮流。作为中华文化继承者的我们，所要想的不是如何抵制外来文化，而是如何让中华文明在文化融合的大潮中尽量多的保留下来并且去影响其他文化，让中华文明在融合与被融合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许多朋友总喜欢探讨日韩两国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希望中国也能借鉴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但许多人总是将注意力停留在表面，觉得是政府宣传和民众意识的问题。在我看来，日韩两国之所以能比较好地让民族文化在文化融合的大潮中保留下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的宣传和民众的意识，而是在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其民族经济的强大使其文化有所依托，故在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的斗争中，其本国文化能始终处于上风。反观中国大陆，不但本国的产业经济无法与外国资本抗衡，而且大部分所谓的民族产业只是徒有“民族”的外表，核心的技术和理念全是西方的东西。传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的时候根本没有靠山和载体可言，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融合大潮中的全面落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失误在于过于的急功近利，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在我看来完全是错误的。　

所以，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其根本在于振兴民族经济，要振兴民族经济，其根本又在于提升本国的科技水平。只有把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有资本去振兴中华文明。

确定方向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何去做却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民族经济发展不起来，并非政府不愿意发展民族经济，只是在发展民族经济和引进外资之间，政府的取舍往往是偏向后者。道理很简单，正如种树一般，发展民族经济是从树苗一直养成大树，时间太长，效果还不一定好，而引进外资则是直接移植，效果立竿见影。正是由于外资的引进能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效果，所以民族经济发展了三十年，我看到的却是在经济总量中的不断倒退和萎缩。如此一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又从何谈起呢？

                  结语

或许是中国人穷怕了，所以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显得过于的浮躁，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显得过于短视，往往看重短期的经济效应，而忽视了科技作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的作用。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在这种浮躁的情绪中慢慢消亡。一些人在呼吁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作用又有几何呢？在现实面前，这种呼声显得是多么的无奈和讽刺啊！

依旧是那句话：其实，路，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有没有走的决心和勇气！

暗香这方小小的土地已经迈入了第四个年头。

在暗香走过三周年的时候，汶川的泪水浸透了中华土地。过去的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从国家的大命运到个人的小命运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希望就我的人生来讲，每年都要有一些进步，至少让自己觉得跟去年的我比起来有了些许的不同吧。

过去的一年，我写了３４篇文章，应该说去年的下半年还是很勤奋的。但是今年年初以来就开始懒惰了，部分是因为文思不畅的原因吧。反思自己，主要是对一些社会的事情开始麻木了。于是时评越写越少，文化随笔越写越多。

我总是告诉自己，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一颗热切而干净的心，至少让自己还保持一种追求与执着。我也努力地去做了，所以才会有暗香的四年。但是人的成熟也意味着对一些不公的麻木与忍让。我曾经想做一个如鲁迅先生一般的斗士，向一切社会不公宣战，但是现实面前，我往往选择的是明哲保身。鲁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有一颗勇士的心，它的火焰不曾熄灭。

文章会坚持写下去，无论如何，思想不能抛弃，否则就是一具木偶。呵呵，开句玩笑话：当大家看到暗香长时间不更新的时候，大概就是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了，至少是我已经没有了思想。

暗香的访问统计好不容易超过了一万，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一种肯定了。虽然我知道其中的许多是来自于百度和谷歌的搜索引擎，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里还有新的东西让人家看到和搜索到。

博客四周年，让暗香伴随着大家继续前行吧……

昨天上课，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老师和同学们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老师和一些同学提到了中组部的十万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的政策，并具体讨论了大学生如何当好村官的问题。

我不知道为何老师和同学都如此热衷于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放在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的事情上面。难道中国农村的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村官的素质太低吗？不是！所谓的十万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的计划反映的还是中国数千年的“官本位”思想：把一方百姓生活的好坏完全寄托在地方官的身上。我们能不能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期望别人让自己过得更好，这根本就是一种奴性在作祟！

解决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解决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而解决经济问题的的核心又是解决“人”的问题。这个人不是一个两个的村官，而是八亿的中国农民。所以中国将解决农村经济的宝压在提高村官的素质上面完全是舍本逐末！！

中国贫穷的农村好比是一所教育资源匮乏且教师素质低下的学校，这所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差，那么提高学生成绩的关键是什么呢？难道派一个好的老师搞几年就能解决问题吗？如果没有教育资源的投入，那么即使让孔子再生，我想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无济于事。

２１世纪最贵的是什么？是人才！要提高中国八亿农民的素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一、二十年的事情。让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才到中西部落后的农村去既违反经济规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要发展中国农村的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素质。只有农民整体的素质提高了，才能让农业的经济附加值更高，才能让农业摆脱千万年来高投入低产出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而提高农民的素质最重要的则是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

但是可悲的是，我们的政府一直以来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就更加不用谈对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倾斜了。记得在十年以前看的一本书，叫《山坳上的中国》，这本书大概是二十年前出版的，其中就提到了当时中国对教育的投入只占ＧＤＰ的２％左右。而我们看到在经过将近２０年之后，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我手上有个数字，2004年是2.79%（援引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４％的平均水平！而我们的近邻印度的这个比例达到６％－７％的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２０年，我们的ＧＤＰ翻了一翻，但是２０年，我们的教育却在原地踏步，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啊！！！

我们国家２００４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大概为４４００亿人民币左右，这四千多亿即使全部摊给农村的青壮年身上，一个人一年的教育经费都不足１０００元，更别说真正用到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都不够这四千多亿的２０％。

但是我们却看到在２００３年，我们的政府公款旅游的费用就超过３０００亿。而前段时间全国人大某研究员在央视上称中国一年的三公支出（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在９０００亿以上。这还只是正常的支出，而据说各级政府、国企每年用于“三公”非正常支出的数字更加惊人！所以说我们的政府没有钱吗？不是。我们政府只是没有钱投入到教育中去而已。

记得两年以前看到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提到青海的农民供出一个大学生要花３５年的积蓄。这样的现状怎能让人对中国解决农村经济问题有信心呢？？

要发展中国农村的经济，就要增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要让农民的孩子能够读得上书。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政府就应当将免费义务教育推行到１２年，而对于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只要所读的专业属于农、林、牧、副、渔等专业，我们的政府就应该为他们支付大学期间的所有学杂费用。当然，前提是孩子要读完书之后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工作。实行这样的政策之后，我想再过１０年－２０年，我们农村的人口结构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随着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要推进农村的农业技术革新，发展新农业经济还会困难么？

而这样做的成本有多高呢？只要我们政府把每年的三公费用砍掉１/１０，最少就能供１０００万个农村大学生读大学。

有人或许会觉得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但是中国的历史和外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与一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密切相关的。看看战后在废墟中重建的日本和德国吧！再看看近三十年经济突飞猛进的亚洲四小龙吧！

梁启超在一百年前说，少年强则中国强。

其实，路，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有没有走的决心和勇气！

细数一下，近一年下马的与广东有关的政法一线的人物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湛江市人民法院院长调任最高院）、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侦局长郑少东（原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调任北京）、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０６年调任浙江）、韶关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叶树养、肇庆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黄平方、云浮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伍星葵、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韶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剑。如果再往上追溯两年的话，还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裴洪泉窝案。当然，在目前看来，深圳中院的窝案与近一年广东政法界所出的事情关系不大。

这些人无一不是广东乃至全国政法界都赫赫有名的人物。中央以这样的手段、这样的力度打击一省政法界的腐败，不但建国以来罕见，近二十年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名单横跨公、检、法、政法委、纪委，从司法界到党内纪律监察部门无一幸免。

分析这一轮反腐风暴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从政坛内部的运作规律来看，这是政治斗争激化的结果。从公务员到普通民众，人们在私下里并不讳言官场所存在的人事与派系的斗争。事实上，官场潜规则也一直主导着中国政界人物的轮换与更替。一般情况下，官场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机制会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机制使各派势力互相牵制，天平或许会在不同时期偏向某方，但是不会一边倒，从长期来看，各派势力是相对平衡的。这种机制既在全国范围的大政坛发生作用，也在地方范围和系统范围的小政坛发生作用。但是这种平衡是相对的，一旦有外力介入，这种平衡很容易就会被打破，从而导致一方或几方势力的轰然崩塌。纵观中国历史，官场从来未离开过这种平衡的维持与打破，唐朝和明末党争则是最最典型的例子。这次广东政法界集体受到冲击，我们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外来势力的介入打破原有的平衡。这种外来势力的构成很复杂，同时也很敏感。简单的说，从政治上，我们可以将这轮司法界的反腐风暴看成是广东政法系统的大洗牌。

从政治斗争以外的角度来看，民众对司法腐败的憎恨和对惩治司法腐败的期待促发了这次的反腐风暴。近年来，民众与司法机关的矛盾日益突出。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导致老百姓对司法机关失去信心，从而动摇了司法制度的基础。老百姓总是逮住一切机会向司法机关发难，上海的杨佳袭警案和广东的许霆案就是典型。司法制度是社会最重要的保障制度，也是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司法腐败则会使司法制度的功能缺失，甚至还激化了社会矛盾。而当人民对国家和政府保障其利益的最后一丝希望都消失的时候，社会就会陷入长久的动乱。因此，打击司法腐败成了维护社会稳定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

广东这次不幸成为打击司法腐败的典型，有其必然性。就我原来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来看，广东省公安厅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问题确实比较多，其中尤以公安厅的问题更为突出。当然，这一轮的问题中检察院受到的影响较小（韶关检察长乃是个案）并非完全因为检察院能出淤泥而不染、独善其身，其根源乃是因为检察院在公、检、法三家中的权力最小的缘故。

中共一向善于树立好的榜样和坏的典型。不考虑政治斗争的因素的话，中央这次的大动作或许有敲山震虎之意——以广东为典型教育大多数。但是就我对腐败的了解来看，不对现有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建立真正权力能互相制约的司法制度，司法腐败的问题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可惜的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口号叫了那么多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各方互相扯皮当然是原因，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央既不能下定大力改革司法制度的决心，也拿不出一套真正可行的改革方案。不解决源头的污染问题，又怎么能使政坛之水清如许呢？！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宦官。我们现在将宦官统称为太监，事实上是对宦官这一群体的尊称，太监在古代是高级官名。在明朝开始将高级宦官称为太监，到了清朝，太监就称为宦官的统称和俗称。对宦官的尊称除了太监之外，还有中贵人等称谓，当然民间对宦官的蔑称要远远多于尊称，诸如阉人、阉奴和阉竖等等不一而足。

宦官可看作是人类生殖崇拜的一个副产品。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面，雌性往往比雄性来得更为稀少，人类社会亦然。由于雌性掌握物种繁衍的钥匙，故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对物种繁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雌性特别受到尊重，这是生殖崇拜的起源，也是形成母系社会的基础。随着种群的发展，雄性逐渐掌握了各种生存资源，而雌性的地位亦日益下降，逐渐沦为雄性所争夺的资源之一。强壮的雄性不但能获得食物以及种群地位，也获得其他雄性所不能获得的繁衍后代的权利，所以在此时，雄性生殖器就成为繁衍后代以及力量、甚至是社会地位的体现。至此，对男性的生殖崇拜便最终成型。大家了解一下猩猩、狒狒等人类近亲的生活习性，便知我所说非假。

而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国王掌握了普通人所无法比拟的资源，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女性，而国王同时也需要一些男仆去为他管理家庭事务，包括服务他所掌握的这些女人。跟动物世界不一样，由于国王女人和男仆数量众多的原因，国王的精力不足以看住每一个他掌握的女性和男仆。为了防止自己戴绿帽，国王们会把男仆们的生殖器用各种方式毁掉，以达到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目的。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独立发展的文明之间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宦官这一群体，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使然的。

其实关于受阉割宦官出现的原因，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而是一个横跨历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问题，要研究的话大概没个两三万字都不能解决，何况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水平去研究，更何况讲这些未免过于枯燥。所以不如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宦官，他们的故事和经历要比研究宦官出现的原因要有趣得多，同时对我们现实的启发也大得多。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的数量之多远非其他文明所能比拟的，而宦官的地位也远高于其他文明中同一群体的地位，这也让宦官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政治群体。从整个封建时代来看，宦官专权的程度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从先秦时代开始发端到明代到达顶峰。宦官专权基本上是伴随着王权集中程度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与宦官这一群体依附于皇帝的客观事实是密切相关的，宦官的权力实际就是皇权的外化，所以在文官把持朝政、武将专断的时代，宦官专权的情况绝对不会发生。

古今权宦第一人：赵高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宦官专权时代出现在战国末到秦朝，代表人物是赵高。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代的宦官不一定都是经过阉割的男性，而赵高本人是否经过阉割一直尚存争议。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赵高事实上是未经阉割的宦官，其阉割一说实乃后世某文人解读史书时的误读所致，及后以讹传讹，就成了赵高被阉割后入宫的“通说”了。以此观之，将文人比作“刀笔吏”是最形象不过的了，以笔代刀，活生生地把赵先生的子孙根给去掉。武人用刀杀人，文人用笔杀人，实不虚也。

现在的史学界通常不将此看成是宦官专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原因之一大概就是因为赵高并非去势的宦官。但是小弟对此是有一些意见的，宦官专权与宦官是否经过阉割并无因果关系。秦代时的宦官虽不一定被阉割，但是其作为皇帝家奴的性质与后世被阉割的太监的性质并无二致，因此将这一时代看成是宦官专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并无不妥。

回到赵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赵高有两绝。其一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大权宦，赵高先后两次政变，左右皇位继承。赵高能在秦始皇这个聪明自负的独裁者的眼皮底下掩饰自己，在嬴政死后发动政变，左右帝国皇位的更替，这已属难度系数超高的自选动作。而后来诛蒙氏、杀李斯，到最后直接指挥望夷宫之变、谋杀二世胡亥，赵高全都是出手精准、一招必杀，对手连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能以个人力量支配强大的帝国机器的运行，对付政治对手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之权宦，除赵高之外还有何人？赵高的政治手腕和斗争谋略是所有后世权宦都不能比拟的。其后来者都仅仅是在皇帝无能的情况下窃取皇权，而能在一个极度强势的皇帝之下专权乃至两次决定皇位继承人的权宦，自古仅赵高一人。赵高在斗争的时候能够借助一切能够借助的力量，而在需要除掉对手的时候又毫不手软，不给对手任何翻身之机，因此其阴险手段实乃现代官场斗争厚黑学之经典案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详细去研究赵高的一生。

赵高的第二绝是其具有很高的个人素质和学术修养。如果要给赵高一个头衔，那么“儒奸”是最适合不过的。与后世的大多数权宦不同，赵高拥有很高的个人素质和学术修养，其在法学和书法方面的造诣都相当高。宦官无论是否经过阉割，都属于皇室的家奴，所以一般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文化程度基本都很低，大部分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即使有如明代的秉笔太监这类的皇室御用秘书，也仅仅具有相当于今天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但是赵高却不一样，赵高出身赵国贵族之后，父亲又是精通法律与书法的低级文官，因此其家庭教育环境应该是相当好的，加上赵高本人聪明过人，因此其入宫伺奉嬴政之时已经是学有所成了。

赵高的文化修养和学术水平不但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这一方面有后世皇帝怕掌握了知识的宦官擅权，故特意不让宦官学习文化知识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因为后世的宦官出身也没有赵高高贵的原因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直以来，内廷的宦官集团与外廷的文官集团争斗不断，也与双方的教育水平有关。倘若内廷的宦官与外廷文官的学术水平相当，那么他们应该在政治上更容易结成盟友，从而影响皇帝的决策。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大太监冯保和王安。冯保进宫时就已经受过一定的教育，而且传说其和赵高一样，写得一手好书法。冯保掌权内廷期间，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是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忠实粉丝。而王安是皇帝伴读出身，其文化水平在历朝宦官中也算是高的，正因为文化层次的相近，所以其与东林集团关系非常不错，在政治上也结成同盟，从而影响了万历一朝的政治气候。当然，无论是冯保还是王安，其在文化上的修养以及政治上的手段都远远不及赵高。

正是基于以上两绝，我想将赵高称为古今权宦第一人，应该不会太多的反对意见吧。

另类首富刘瑾

我要讲的第二位太监叫做刘瑾。跟赵高不同，刘瑾的出身卑微，在政治上的成就远远不及赵高，但是其所享有的个人财富，却也是赵高无法比拟的。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出一千年来最富有的50个人，我们中国有６人入选，其中就有刘瑾。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刘瑾和和珅的入选是中国的耻辱，这很容易让一些外国朋友们误认为中国的政府是有腐败的传统的。

我们通常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个人的富有，一般说来，这样形容当然是有夸张成分的。试想在当今中国，即便是将最富有的200个人的个人财产加起来，也都比不上国家的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刘瑾便是其中一个例外。刘瑾倒台后被抄出来的财产就达两百五十万两黄金和五千万两白银，与当时的明朝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相当，更是数倍于崇祯时代的政府财产。据说以大米作为中介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其财产相当于两百多亿人民币。

与赵高不同，刘瑾的发迹到专权，都是由于皇帝朱厚照的无能所导致的。从历史记载来看，朱厚照远远不是一个愚笨的人，其年少时就以聪颖而闻名，而且其即位后变着法儿玩的劲也显示出其过人的创新意识。朱厚照就曾经在后宫搞过一个虚拟城市，让太监和宫女扮成各色人等，而他自己就扮成富商在集市中玩乐，享受生活。从这一角度来看，朱厚照实乃当今角色扮演类游戏和模拟类游戏的始祖。

但是一个人是否聪明与一个人是否做得好皇帝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实上在一个制度健全的国家，即使让一只猴子去当总统，大概也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朱厚照虽然聪明，但是正由于其贪玩的性格，反而给了刘瑾擅权的机会。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刘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的擅权只是因为皇帝的放任。正如我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宦官专权只是王权集中的一个副产品，在王权得不到有效行使的时候，宦官才有机会窃取王权，其窃取的方式也仅限于假传圣意，而不像造反分子那样敢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所以一旦皇帝强势一些，让王权的运行进入轨道，那么即便风光如刘瑾之流，也将被轻易地除掉。所以我们看到刘瑾虽然被称为京城中的“立皇帝”，但实际上老百姓从来没有认为他是皇帝，人们打心底里就知道他只是皇帝的一个奴才，所以他在外骄横跋扈，也改变不了朱家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奴才再风光也是奴才，他永远都没有能力让朱家天下变成刘家天下。

在今天的官场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跟刘瑾很相像的人，他们能力不高，只是靠拍马奉承领导上位，他们总是在某位领导在位的时候风光无限，但是最终他们大多都取代不了领导的位置，而且基本上在领导调走或者失势之后变得一文不值。

跟赵高一样，刘瑾的一生也是一出绝好的《官场启示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说法不仅适用于治国，还适用在做人和做官。

赌徒魏忠贤

据说魏忠贤进宫是因为赌博输了钱走投无路的缘故，我们今天看其一生，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赌徒色彩。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总有一些人跟魏忠贤一样扮演着赌徒的绝色，他们将政治看成是一场赌博，赢了自然大富大贵，而输了的话很有可能就落得个粉身碎骨甚至株连九族的下场。他们根本不看重其是否要名垂青史，为了赌局的胜利，往往不择手段、六亲不认。而魏忠贤正是这样一个人。

魏忠贤时代的皇帝朱由校自小就不受人待见。其父亲朱常洛虽然贵为太子，但是由于不受万历帝喜欢的缘故，所以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废拙的阴影中。当有一天，他突然从这种阴影中摆脱出来而成为天下至尊的时候，竟显得不知所措，迷失方向，登基一月之后就宣告game over了。当然这中间的许多故事都成为后人的茶余谈资，我这里就不浪费口水了。

朱由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并且成为皇帝的。朱由校的成长从小就因父亲的地位而受到影响，虽被称作是皇太孙，但是竟然一直到接位当皇帝都未受过正规的教育，这足以证明万历时代朱常洛父子地位的不堪。但是我们的魏忠贤先生恰恰就是在看中了这么一个家庭，决定赌一把。在今天看来，魏忠贤当时把赌注都压在这么两父子身上应该说是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这场赌博大概有80％以上的可能会输掉——当然，如果赢了，其将获得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或许是上天的眷顾吧，魏忠贤好歹是赢了。这个过程与吕不韦的故事很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到朱由校登基为止，魏忠贤应该还是比较安分的，宫内宫外的人缘应该还不错。魏忠贤此时已经位居司礼监秉笔太监，在宫中，他的地位也相当高了，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但是魏忠贤是一个赌徒，赌徒的性格就是永远追求更大的利益，所以他不满足于现状，他决定再赌一把。这个时候的魏忠贤已经赌红了眼睛，他眼里只有胜利，只有更高的位置和更大的权势。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他开始六亲不认、不择手段了。

他必须除掉一个人，那就是王安。我在前面已经提过王安这个人了。跟魏忠贤一样，王安是历史上有名的太监，但跟魏忠贤不同，王安是个有名的好太监，为人正直，跟东林党人关系相当密切。朱由校登基的时候，王安是太监带头大哥（学名叫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一候选人。魏忠贤此前一直夹起尾巴做人，加上为人也乖巧伶俐，所以他跟王安之间的关系很不错，王安也很看重这个小弟。应该说，一个知恩图报的人都懂得帮助大哥搞好工作。但是魏忠贤如果是这么一个人，他就不是魏忠贤了，而且那样的话，故事就不会那么好看了，或许还间接影响到当年明月同志所写的书的销量。所以无论是从魏忠贤的个人角度出发、从历史故事的精彩程度出发、还是从当年明月写的书的销量出发，都需要一个无恶不作、不择手段的魏忠贤。所以魏忠贤用相当龌龊的手段除掉了王安（此中省略Ｎ千字），成为太监帮事实上的带头大哥（由于魏忠贤不识字，所以没有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至此，其对于这一赌局已经胜券在握了，其后面铲除东林势力也是水到渠成而已。

数年后，当天启皇帝如白痴一样在后宫摆弄斧凿的时候，当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时候，当一些文人将其摆到和孔子一样地位的时候，魏忠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站在紫禁之巅俯视芸芸众生，魏忠贤确信他在赌局中赢了，他甚至幻想着他能取代朱氏成为天下的新主人。马斯洛所谓的巅峰体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我们知道，一个赌徒如果为他的胜利而得意忘形，那么他离失败也不远了。刘瑾如此，魏忠贤也如此。

魏忠贤可能到死也想不明白为何他貌似强大的势力会在数月之间就被朱由俭瓦解，他到死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最终会输掉这个赌局。正如几乎所有的赌徒都想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输掉身家性命一般。不知道魏忠贤自尽的时候是否会想起数十年以前被千刀万剐的刘瑾，是否会想起数年以前被他逼死的太监王安，是否会觉得原来所谓荣华富贵只是黄粱一梦而已。

后记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很有名的宦官，其中声明狼藉者十之八九。在这篇文章中我选了三个在政治上最成功的宦官来谈。不幸的是，他们三个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坏蛋。这或许也证明了政治不是善良人的游戏。如果要在官场混，那么中国数千年的官场文化不能不了解，也不能不学习。但是我还是宁愿做一个旁观者，看着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看着他们或精彩或拙劣的表演，其实这样的感觉也是很好的吧～

　　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尤其是其所谓的万世一系的以天皇为首的政治制度。而日本历史的特殊性还在于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和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均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通过大化天皇的“大化改新”，日本从一个羸弱的诸侯割据的国家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通过睦仁天皇的“明治维新”，日本又从一个幕府掌握大权，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虎视眈眈的东瀛小国一跃成为强大的军事封建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后来居上的姿态参与到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去。日本是一个擅长学习先进的国家，“大化改新”是日本站在中国唐朝的肩膀上发展出一段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而“明治维新”则是在西方民主分权的土地上建起了矗立在东方的帝国主义大厦。

　　无庸置疑，日本的这两次改革是成功而且影响巨大的。尤其是明治维新，其影响不只是在本国，对亚洲其他国家同样影响巨大，甚至是后来日本发展的军国主义及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都可以看成是其副作用之一。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以为明治维新以及其前期的倒幕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统治阶级在这场运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人民只是起辅助作用或者说人民只能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但是正如马列主义历史观所认为的那样，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统治者的行动固然有其主观认知的因素，但究其本质，仍然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我认为包括倒幕运动在内的明治维新也不例外，表面上是上层统治者的行为，但从根本看，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首先我想先明确一下本文所称的民权运动的内涵，在本文中，民权运动包括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两部分。民主运动的发展是必须是以民族运动为前提的，而民族运动又是为民主运动做必要的思想和社会准备，二者互相依存，而且融为一体。

                一、        明治维新的起始与终止时间

　　为了方便研究分析，我把广义的明治维新时期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倒幕运动，后半部分是狭义上的明治维新时期。

　　广义的明治维新的起始时间与终止时间，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关于起始时间，学界观点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天保说”，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于“天保改革”；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于列强叩关之后，即开始于1853年。关于终止时间，学界更是分歧巨大，大概有七八种主流观点，其中包括以1871年废藩置县为标志的“四年说”（明治四年）、以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帝国议会成立为标志的“二十二、二十三年说”、以西乡隆盛叛乱为标志的“十七年说”[1]。在我国，著名日本史学家万峰教授把明治维新的下限定在1911年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最后完成[2]。而另一位日本史专家吕万和教授则认为明治维新结束于1894年，也就是以日本国内确立资本主义，对外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其他民族的这样两个矛盾转化为标志[3]。

　　由于本文着重研究的是日本近代的民权运动，因此在本文中，我把广义的明治维新的时间定义为始于1853年而终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而对应我前文所分的两大阶段，倒幕运动是1853年到1868年，狭义的明治维新时期乃始于1869年而终于1889年。我持这一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日本国内的倒幕运动的真正开始可以说是在西方列强叩关之后的。尤其是1853年美国叩关，幕府被迫接受美国国书之后，倒幕运动才真正活跃起来。因此如果要确定一个具体的开始时间的话，那么1853年将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

　　第二， 关于结束的时间我选在1889年是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代表了民权运动的初步胜利。尽管这部宪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维护天皇的利益和权力，但是作为一部改良性质的宪法，里面包括了成立帝国议会、采取两院制等资本主义的内容，在当时的亚洲来说，依然是相当进步的。而《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包括1890年帝国议会的成立以及后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部分从根本上看是原有政策的一个延续以及对宪法的实施。因此，作为研究日本近代民权运动来说，1889年宪法的颁布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此，我把它作为日本民权运动最终结束的时间。

                    二、日本近代民权运动的条件与背景

　　日本近代的民权运动并非是一夜之间所发展起来的，其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是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的。我将其分为两部分：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而内部原因我又细分为经济原因、思想原因和阶级原因三部分。以下我将分别对其进行探讨。

（一）外部原因

　　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有惊人的相像，其中的一点就是两国都要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分割，当然两国政府最后的态度存在很大的差别。

　　外国列强对日本的叩关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的俄国。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俄国首先想日本叩关，之后英美接踵而至，越来越频繁。自1764年至1854年的九十年间，共达52次[4]。而日本政府第一次屈服于外国是在1853年。1853年，美国派舰队驶抵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浦贺港，在此以前，美国已经在琉球（今冲绳岛）强行建立了军事基地，由于谣言四起，幕府最终被迫接受了美国国书并答应在一年内作复。1854年3月31日，《日美亲善条约》签订，日本被迫开放下田（今静冈县伊豆半岛东南端），箱馆（今北海道函馆）两处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并且对美国在下田设立总领事馆作出了规定。自美国叩关成功后，各国纷纷强迫日本签订各类不平等条约，日本被套上沉重的殖民主义枷锁。

　　这一系列的事件，大大刺激了民众中的有识之士，尤其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如此一个泱泱大国尚且败于英法联军手下事使日本深受震惊。日本著名汉学者斋藤竹堂写了《鸦片始末》、《续鸦片始末》等书，许多学者为他写序作跋，发出呼号。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魏源所编的《海国图志》在1851年传入日本以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思想与日本学者佐久间象山的主张完全一致。许多维新志士如吉田松阴（1830-1859）、桥本左内（1834-1859）、横中小楠（1809-1869）等竞相读之。

　　外国列强对日本的叩关，侵略以及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国内的封建阵营发生了分化，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必须改变现状才能挽救日本，而这批有识之士和他们的弟子，都是后来倒幕运动及领导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正是这批人物，使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族思想在民间得以推广。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跟中国比起来，列强对日本的侵略又是相对较轻的，这也为其能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独立发展之路提供了条件。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为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其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5]

（二）经济原因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上层建筑本身就包括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文化等。因此，在次探讨日本幕末以及明治维新时期的经济状况就变得异常的重要。

　　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大概是在18世纪，而在18世纪后半期较为明显。但是，在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资本注意萌芽因受农业中生产关系的制约，而未能获得顺利发展的条件。

　　日本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开始于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之后。以1859年7月1日开港贸易为起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举侵入日本列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是他们消弭封建日本堡垒的“重炮”。日本经由这种自由贸易，以半殖民地从属身份被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日本在倒幕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可以通过下面的幕末的开港后贸易额的变化看出来。

                    幕末开港后贸易额[6]（注：该表因不能嵌套表格而省略）

　　而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近代资本主义开始起飞，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这与明治政府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包括在农村实行地税改革、在工业方面实行“殖产兴业”的政策。而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保久利通提出的“兴业方针”，著名理财家松方正义推行的松方财政等等都大大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使资本主义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

　　无庸置疑，资本主义在当时是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的资产阶级迅速壮大起来，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三）思想原因

　　西学的传播与明治维新关系极为密切。1720年日本德川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弛禁”，使西学在日本重新有所传播。此后百余年间，日本洋学者师徒相传，形成了一个有相当数量的、对西方有所了解的新知识分子集团[7]。仅绪方洪庵在大阪所设立的“适适斋”，自1832年至1862年间，各地前来就学者就达到三千多人。这个新知识分子集团很多出身于下级武士，与“草莽”（豪农豪商）联系密切，对上层武士也有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了锁国政策，但日本依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有相当意义的所谓“兰学”，兰学家们提出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实行民主平等，仿效西方以改革日本和富国强兵的主张，为后来的维新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8]。

　　西学的传播为“明治维新”作了必要的思想和聚集骨干分子的社会准备。这种情况是日本和当时亚洲其他国家（例如中国）所大不相同的，是日本在被迫“开国”以后能够迅速形成革新势力，实现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西方的民主、民族以及自由注意思想得以进步发展，出现了一批宣传“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1835-1901）就是最著名的代表，他所写的《劝学篇》共十七篇，每篇销量都高达20万份，风靡一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知识分子，而且深入到一般群众，除福泽渝吉之外，中村正直所翻译的《自由论》和《自助论》发行也曾达百万册。有一个时期，明治天皇的三个老师都讲授迈尔斯的《自助论》。

　　明治前期也产生了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是因为，明治专制政权主要是培植财阀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它既没有给“豪农豪商”（中小工商业者和中小地主）以充分的参政权，也没有为他们自由发展资本主义（或向资产阶级转化）提供充分有利的社会条件。在倒幕运动中，“豪农豪商”及“草莽”人士曾经出过力，但新政府成立后，只拉拢了极个别“草莽”人士担任闲散官员（如“赤报队”副队长落后直亮被任命为刑法官监察司刑事），大部分都散回故乡。整个豪农豪商集团没有得到如同三菱、三井急旧藩主那样的优厚利益与社会地位。明治维新政权下，日本资产阶级的主导集团并不是旧式豪农豪商的自由发展与上升，而是旧藩主、公卿、上层武士，特权商人的转化。他们凭借国家权力，发展近代企业和财阀资本，堵塞着一般中小商业者的发展道路，明治政府又用主要来自地税的财政收入补助特权大资产阶级。这一切，当然要引起“豪农豪商”的不满，后面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三大中心口号就主要反映了这部分人的政治经济要求。

（四）阶级原因

　　在日本近代倒幕运动和后来明治维新志气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豪农豪商。这个阶层是在农村阶级分化中出现的新兴地主和富农阶级。这个阶层有的来自工商业者，以其资金兼并土地，开发新田；有的来自少数“本百姓”的上层，其中不少人兼任村吏。作为地主、富农、村吏，他们有依附领主。压迫农民的一面，但是他们毕竟不是领主，其土地所有权无合法地位，其发展也受到压抑，因而与幕藩统治者又有矛盾的一面。“豪农”往往经营工商业，“豪商”也往往经营土地，形成一身二任的“豪农豪商”，既有封建性格，又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倾向。明治维新运动中的所谓“草莽志士”，很多出自这一中间阶层。武装倒幕运动中起过不少作用的“农兵”、“商兵”其骨干多是“草莽”。如支持“奇兵队”的下关贸易商白石正一郎，绸缎商秋本新藏等。幕末武士浪人起义也多有豪农豪商。[9]这一阶层形成了早期民权运动的主力。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出现了城市的工商业者，而在列强叩关以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在外力与内因作用下迅速发展。但明治政府的政策多倾向于大特权资产阶级，无论是普通工商业者还是劳动人民对此都非常不满，因此他们联合起来争取权利。形成了明治政府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力量是农民群众和城市无产者，其主导人物则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映的是中小工商业要求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愿望。此外，旧士族在分化，有些人参加甚至领导了这个运动。推动自由民权运动前进的根本动力是日本人民群众，领导这个运动的骨干分子及其社会基础则主要是豪农豪商及与之有联系的士族知识分子。[10]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日本近代一个特殊的阶级“豪农豪商”是前期以倒幕运动和民族权利运动为主的民权运动以及后期以民主权利运动为主的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可以说这个阶级的形成与壮大是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之一。相比较而言，在中国，尽管出现了像魏源和林则徐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集团，但一则其势力小，二则革命性不强，所以没有形成一股非常强大的革新力量。而后来的洋务派因为是从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出来的，很多都身居高位，推行改革则首先触及其本身利益，要其领导改革无异乎天方夜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革命和改良的力量都很弱，而且没有人民支持，加上各种其他原因，自然中国就没有走上像日本那样的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结语

　　日本近代的民权运动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它不但推动了幕府的倒台，更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前进，如果没有这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可能日本也将最终成为西方的殖民地。而这场运动的产生、发展与壮大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探究其根源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近代民主宪政尤其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产生和内容变化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也可以使我们从另外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日本的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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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 日本 田中章著 《日本近代史》

[2]参见 万峰 著《日本近代史》

[3]参见 吕万和《简论明治维新》收入 《日本史论文集》三联 1982年

[4] 转引自 日本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 第19页

[5] 引自 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收入《内蒙古社会科学》

[6]当时日本全国只有横滨、长琦、箱馆三港。此表引自万峰 著 《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第13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7]参阅 吕万和、罗澍伟《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和日本》 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

[8]引自 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收入《内蒙古社会科学》

[9] 参阅吴延缪：《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一文一、二节，《南开大学学报》1964年第二期。转引自吕万和 著《简明日本近代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参阅 吕万和著 《简明日本近代史》 第85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