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我检察”演讲稿

 

追   求

 

 

我时常在问自己：

人一辈子要追求的是什么？

有人追求的是荣华富贵、妻妾成群；

也有人追求的是高官厚禄、衣食无忧。

但难道这些都是我所要追求的吗？

思绪穿越时光的距离，

让我们重新寻觅先人们追逐信念的轨迹吧！

 

记得那是1907年的7月15日，

满清王朝在革命熊熊烈火的炙烤下苟延残喘。

那个叫秋瑾的女孩，

为了心中民主共和的理想，

面对着封建势力疯狂的垂死挣扎，

她不曾畏惧，

她不曾退缩。

虽然年轻的生命就此逝去，

但是鲜血驱散了人们对黑暗的恐惧，

唤醒了人们对光明的渴望。

“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秋瑾《剑歌》）

她一生所追求的不就是中华的独立、不就是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吗？

 

记得那是1921年7月的最后一天，

烟雨迷茫的嘉兴南湖上，

13个人共同燃起了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

从那一刻起，

革命有了新的方向；

从那一刻起，

中华有了新的希望。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共产主义战士们愿意把反动派的牢底坐穿，

即便是高举的皮鞭和带血的刺刀，

即便是沉重的锁链和冰凉的手铐，

也不曾让他们放弃对光明的追求。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陈然《我的自白书》）

这是何等的气魄，这又是何等的情操！

他们一生所追求的不正是在中华大地上建立共产主义国家，让受迫百年的中华儿女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记得那是1949年10月的第一天，

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声音响彻寰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所凝聚的是多少革命先烈的鲜血和多少贫苦百姓的希望。

这个从1840年开始便多灾多难的古老国度在这振聋发聩的声音中浴火重生。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毛主席一生所追求的不就是让赤县神州不夜天，五亿人民共团圆么？

 

我没有生在那革命的年代，

我也不需要用鲜血去换取幸福的生活，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没有追求，

追寻先人的足迹，

并不一定要走和他们同样的道路。

只需要认清自己前进的方向，

我就能找到能为之而奋斗一生的目标。

 

记得那是2006年的2月15日，

怀着对公平、正义的执着，

我走进了伫立在黄埔大道上的这幢28层的高楼，

成为了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一员。

三年半以来，很多人都跟我说：

“反贪的工作太累了。”

是的，反贪工作的确很累！

反贪干警们也习惯了这种疲累的生活！

当人们躺在温暖的被窝中的时候，

他们还在刺骨透心的寒风里彻夜蹲点；

当人们沉醉在迷人的梦境中的时候，

他们还在灯火通明的审讯室里通宵不眠；

当人们在享受节日团聚的欢乐的时候，

他们，还在孤单冷清的办公室里整理案卷。

累！

但是他们不曾抱怨，

因为他们心中一直坚持着一个信念：

公平正义，反腐倡廉！

 

我很庆幸能成为了市检反贪局的一员，

让我能以惩恶之名，

扬青天正气，荡浊世污流！

我也将如先人们一样，

朝着自己的人生方向一往无前！

手执七尺降魔杖，

敢教人间尽清流！

 

P．S．呵呵，近日傻子靠该演讲稿获反贪局、法警支队爱我检察暨岗位练兵演讲比赛一等奖，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我检察”演讲比赛二等奖（总分第二名），遂把稿子发上来供交流。

 

 

（前秦世祖苻坚）

                     

百万南征几马归，叛亡如猬亦何悲。

宾擒敌国诸戎主，更遣权兵过在谁。

 

这是唐代诗人周昙写苻坚的一首诗。前两句讲得是淝水之战的事情，而后两句则是写苻坚的性格。据柏杨先生的考究，中国的皇帝有五百多位。其中大多数都是寂寂无名之辈，或者是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草草亮个相即告退场，能让人们记住名字的皇帝不多，而这些让人们记住名字的皇帝不是英明圣主便是昏暴之君。苻坚便是其中一位让人记住名字的皇帝。

 

人们之所以会记住他的名字，只是因为一场战役，一场以苻坚军队战败为结束的战役。在人们心目中，苻坚在这场战役中不是主角。成者皇侯败着寇，他的战败注定了他长久以来都只成为谢安之流的配角。而他的少数民族身份，则注定了他在汉族人写的历史中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史书却不是人民共同写就的，所以永远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是历史的真实。在之前写的一篇关于宦官的文章中，我就说过文人是刀笔吏，以笔代刀，硬生生地把赵高的小鸡鸡给和谐了。罗贯中的一部《三国演义》更是把雄才大略的曹操描写成小肚鸡眼、下流好色喜欢潜规则别人老婆的猥琐形象。

 

汉族人，尤其是汉族文人的小气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认为汉族皇帝再垃圾，但总是自己人。所以苻坚之流的少数民族皇帝总是化外之民，再英明都乃非我族类。因此，汉族文人一直将淝水之战描写成为一场侵略战争而非统一战争。当然，那些写史的汉族文人也希望能抹黑苻坚，就像罗贯中抹黑曹操一样。但无奈苻坚其人真的是太善良和仁慈了，汉族史学家始终不能在他身上找到太多的缺点，于是便只有在淝水之战上作文章。一代圣主竟成了史学家笔下那个骄狂无知的白痴，而如谢安之流的军事白痴竟因淝水之战成了所谓的军事家，黑白颠倒至此，实在是可笑至极。

 

 

                （淝水之战）

 

我们今天回过头，再一次解读淝水之战，会发现一切似乎都只是一个意外。

 

苻坚是不顾群臣的反对而坚持南征的，尽管他的南征计划充满变数，他的政权和部队也充满隐患，但是他想在有生之年统一中国的愿望却使他毅然决定南征。今天看来，即便前秦军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腐朽没落的东晋帝国根本是抵御不了前秦大军的攻击的。

 

在面对百万之众的前秦大军时候，东晋方面有几个细节大家是需要留意的，因为这几个细节在千百年来都是被歪曲和神化的。

 

一、谢玄在出征前曾经向谢安请教御敌之策，谢安轻松自如、不动声色的告诉谢玄“我另有安排，你先去吧”；

二、谢玄放心不下，再派手下张玄去向谢安问计，谢安干脆就不作回应，和朋友们游山玩水去了；

三、驻守荆州的大将桓冲派3000兵马去保卫首都，却在半路上被拦了回去，谢安告诉桓冲说朝廷已作妥善安排了。

 

至此，两军主力正面交锋前，谢安的戏份就已经全部演完了。我让大家留意的这三个细节在后世都被成为谢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重要证明，也是谢安被称为“军事家”的重要依据。那也难怪，谢安这样的表现加上淝水之战的结果，确实会让人产生某种错觉。

 

但是再细心想想，你就会发现谢安的戏份好像缺了点什么：谢安总跟别人说他已经妥善安排了，但是这个妥善安排是什么呢？面对前秦大军，他在镇定从容的同时，又使了哪些妙计、作了哪些实际的军事部署，以使东晋军队达到最后的胜利呢？

 

答案就是：谢安根本就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他也没有作出任何特殊的军事部署，他的戏份确确实实是演完了！他让桓冲的3000援军返回的原因根本就是对桓冲的军队怀有戒心——因为谢家是从桓家的手中把军政大权夺走的。面对前秦大军，谢安其实和其他人一样束手无策，但是他有一样东西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就是他比较会装。这不是我顺口开河的，还有一个证据：后来，在收到淝水之战晋军胜利的战报时，他正和朋友在下棋，朋友关心地问他战况如何，他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小儿辈大破贼”带过后便继续下棋，但是朋友一走，他便兴奋地手舞足蹈，以至于连脚穿的木屐的齿都给搞断了。不过这也正常，谁像他这样走了狗屎运都会和他一样得意忘形的。

 

      

                 （谢安像）

 

苻坚南征计划的前半部分非常顺利，形势也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倾斜。整场战争的意外就出在苻坚的仁慈和好心身上。苻坚阵中有一个人，叫朱序。这个人原来是东晋的人，后来在与前秦的战争中战败投降苻坚，此后苻坚一直也很相信他。苻坚爱才如命，他对人才的爱惜在今天看来实在有些过分。本来苻坚完全可以在战场上将谢石（东晋军前敌总指挥）KO掉，但是他觉得谢石是个人才，所以就想招降他。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就不该派朱序去招降谢石。朱序在和谢石见面后立马就叛变前秦了，不但将前秦的军事部署和盘托出，还为东晋军队出谋献策，并答应回前秦做东晋军的内应。于是，一出古代版《无间道》隆重上演。

 

东晋军队根据朱序提供的重要军事机密，打了几场小胜仗后（草木皆兵的成语就出于此），终于和前秦的军队在淝水两岸正面对峙。此时，朱序再度出场，他建议东晋军队在前秦主力未会师之前主动求战。于是谢玄便心生一计，就派人去见前秦军队的前敌总指挥苻融，叫前秦军队向后稍退，以便东晋军队过河与其作战。谢玄的这条计谋本应是下下之策：因为拥有战场主动权的苻坚大可不必急于与东晋军队决战，等主力会师后再渡江，那时东晋必败无疑。但是谢玄为什么会冒险使用这条计谋呢？因为谢玄看准苻坚有“宋襄之仁”。

 

在这里我要说些题外话。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两个以“退”而闻名的战役。一次是相对较弱的晋军面对强大的楚军，采用主动撤退诱敌深入的计谋，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退避三舍的成语即出于此。另外一次则是宋国与楚国的战争，两国军队隔泓水相对。在楚军渡河时，有人建议宋襄公攻击正在渡河的楚军，但是自称仁义的宋襄公拒绝了这一“不仁不义”的建议，结果自然是楚军乘渡河之势击败“仁义”的宋国军队，之后便有了“宋襄之仁”的成语了。

 

回到淝水边上，谢玄显然是受到宋襄公故事的启发了。苻坚是个极度仁慈的人，即便是取得战斗的胜利，苻坚也极少杀害敌军的将领。所以谢玄看准了苻坚会让出地方让晋国军队渡河，而且他还算准了苻坚和宋襄公一样不会做出攻击渡河军队这样“不仁不义”的事情（他可能还会觉得苻坚这样的化外之人根本不会知道宋襄之仁的故事）。

 

但是谢玄也显然是低估了苻坚的文化水平和军事能力。不错，苻坚是个很仁慈也很宽容的人，但是他和宋襄公不一样：苻坚的仁慈和宽容是在政治上而并非在战场上。从苻坚的上半生可以看出，在战争中，苻坚拥有一切名将所拥有的特质，而且崇拜汉文化的他对历史也不会陌生。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看穿了谢玄的小把戏，因此他决定将计就计，就答应了东晋军的要求。在今天，我们可以猜到谢玄在知道苻坚答应他的要求之后肯定是欣喜若狂，说不定还为自己的破敌妙计而洋洋自得。愚蠢的人自以为聪明，这是很悲哀的。

 

胜利的天平已经完全向苻坚倾斜了。

 

苻坚依计开始命令前秦军撤退，晋军像傻子一样开始渡河，慢慢地走进苻坚为他们所设的口袋当中。为了保密，苻坚的计谋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将领知道，我们可以推断连朱序都是不知道的，否则他也会向晋军通风报信的。但是也正因为保密，所以士兵们并不知道撤退的原因。在战场上，军心和士气是很重要的，军心一散、士气一失，部队很容易就会失控。况且苻坚的军队来自各个民族，带兵的将领很多原来都是一方豪强，所以各部队之间缺乏沟通和照应。所以撤退的命令一下达，士兵们就开始人心惶惶了。此时，潜伏在前秦军中的朱序就开始大喊“秦军败啦！秦军败啦！”就更加然士兵们惊慌不已，争相逃亡。此时，即便苻融跑马传达回头攻击的命令，却也无济于事，最终他也死于乱军之中。其后便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前秦军溃败。

 

 

 

 至此，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争定格在中国的历史上。军事白痴谢安、愚蠢而又自以为聪明的谢玄竟因此而名正言顺地戴上了“军事家”的高帽，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分析淝水之战，尽管我们可以说前秦内部所存在的各种隐患和不利因素是导致前秦军战败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同时看到，跟前秦比起来，东晋的内患并不见得会更少。而且从战争的过程来看，除了运气，我实在很难找出东晋军队能战胜前秦军队的其他原因。我们沿着一系列倒下的骨牌往前追溯缘由，发现导致前秦失败的最初一张骨牌竟是苻坚用朱序招降谢石。如果苻坚没有使用朱序去招降谢石，那么历史将由此而改变。或许“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正是淝水之战中给苻坚的最贴切形容吧。

 

 

 

 柏杨先生在谈到淝水之战的时候，很为前秦未能统一中国而深感可惜，也表达了深深的无奈。我是理解并认同柏杨先生的这种情感的。在五胡乱华南北朝期间，这是统一的最好时机，可惜上天并没有把这个任务赋予仁慈的苻坚和他所统治下的前秦帝国，于是人民便不得不继续在水深火热中度过之后的两个世纪。在大多数的时候，老百姓是很无奈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往往是大人物的大命运决定了老百姓的小命运。

 

 

 

 在读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给我留下印象的除了是一大堆混乱不堪的的人名，便是那些数之不尽的天灾人祸。李敖先生曾经统计过有历史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其中的许多便是发生在这段战乱频发的历史年代。我们站在今天，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人民是怎么在这个人间炼狱中生活的。

 

 

 

我们读历史，并不仅仅为了了解历史，还为了从历史中寻找一些经验，使我们能少走一些弯路。杜牧《阿房宫赋》中早就告诫过我们：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而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孙伟铭）

注：原文将《法学家的理性无权凌驾于公众的情感之上》一文的作者误作为刘必荣先生，经网友指正我已经改过。就此向王小东先生、刘必荣先生以及网友们致歉，并向指正我的网友表示感谢！

拜读了王小东先生就孙伟铭案谈他对法律看法的《法学家的理性无权凌驾于公众的情感之上》一文，我佩服于王小东先生的敏捷才思和流畅文字，在许多方面也让我不得不赞同王小东先生的看法，但是在一些问题上，我却无法苟同王先生的看法。

  一、关于法律人的价值

从王先生的言辞来看，王先生对于法律人和法学学者的不屑是不言而喻的。按照王先生的看法，大概法官是不需要的，案件如何判决只需要民主投票即可。

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法律人或许很重要，也或许很渺小，但是法律人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我们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从来不会凌驾于公众的“感性”之上，相反，法律人总是卑微而小心翼翼地为他们追求一生的公平与正义而奋斗。

法律人并非是纯理性的，法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是有各自的价值判断的，每个案件也会带有法律人的感性因素，只是经过专业训练后，这种价值判断的出发点和角度与一般人不一样而已。

法律人之所以与医生、工程师等人一样是专业人士，正因为他们受过的训练使他们具备了普通人所不具备的能力。

法律人之所以在大多数的国家中能成为管理社会的精英呢，正因为专业的训练使他们看问题的方向更加高远。

法律人之所以在大多数民主国家能得到公众的尊重，正因为专业的训练使他们成为正义与公平的守护者。

不以一己的好恶而抛弃基本的法律价值，也不以取悦民众为目的去审判案件，这是作为一个法律人应有的素质。譬如胡斌案，世人皆曰可杀，譬如许霆案，世人皆曰无罪，如果法官取悦民众，那么长远的负面效应要远远高于眼前民众的肯定！！

法律人的思维和行动要符合的是最基本的价值追求，譬如正义、譬如公平，这些价值追求会使案件的结果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与公众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但是不代表所有的时候都会完全一致，在与公众的判断不完全一致的时候坚持自己基于法律的判断，这就是法律人的价值所在。

好比科学家与普通工程人员的区别不在于的99％的常识，而在于1％的常识以外的创新。而往往推动社会前进的关键，就在于这1％。

所以法律人无需为一个案件不能取悦民众而烦恼，而妄自菲薄，只要相信自己作出的判断经过法律的推理是正确的就可以了，我们所忠诚的是我们所信仰的法律。

二、严刑峻法能解决社会问题吗？

 

 

王先生一方面将法律人看得很低，同时却对法律有很高的期望。譬如王先生对重刑主义的迷信要远远高于他对社会其他矫治制度的信心。

 

法律人经常说“罪责刑相适应”，我们既不轻刑化，也不重刑化。对犯罪行为的矫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类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丰富情感，人类刑罚的发展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从崇拜神鬼到崇尚自由和生命的价值，这是文明的发展。古代的茹毛饮血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古代视生命如草芥在我们今天看来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今天为何还要那视人命如草芥的重刑主义呢？

 

刑罚从血债血偿的同态复仇到今天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制度，轻刑化是趋势，教育重于惩罚也是趋势，这样发展的原因正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善良。刘先生认为轻刑化是邪路，那么大概也认为人类越来越善良是邪路了吧。

 

严刑峻法是统治者无能的表现，只有最没有头脑的统治者，才会觉得重的刑罚能让社会更太平。秦代的刑罚不可谓不重，但是招来的不是人民的称道，而是四起的烽烟和无数生命的无辜流逝；明代的刑罚不可谓不重，但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之一；清朝政府在菜市口对变法六君子的砍首示众，换来的却是更多革命志士奔赴起义。王先生对“严打”的怀念，使我不得不怀疑王先生是否对无能政府怀有某种憧憬。

 

纵观历史，经济发展较快的年代同时也是轻刑化的年代，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年代。只要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社会自然安宁。治国与民治在于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在于在老百姓头上悬挂一张带血的刀。

 

当然，王小东先生有他表达观点的自由，这是我所捍卫的；王先生的文章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这是我所欣赏的；但是我所受的教育让我必须要崇尚法律、信仰法律、追求人类的真善美，这也是我所要坚持的。

 

 

 

 

 

 

 

 

附：王小东：法学家的理性无权凌驾于公众的情感之上

 

杭州胡斌“替身”事件的结果狠狠地抽了媒体和自以为聪明的网民一个巴掌。

 

在网民提出“替身”顶包的时候，我就对此说法嗤之以鼻，该案在事发时就已引起高度关注，被替身顶包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就此我也和一些网友作过争论，当然，持怀疑态度的还是大多数。

 

后来所谓的“替身”张礼礤的照片被人肉搜索出来了，有网友更就案发时胡斌的外貌细节和受审的“张礼礤”作对比，力证“替身说”。真相似乎慢慢地倾向于“替身说”，于是外媒大肆报道，内媒也迫不及待的跟上（当然，报道中不忘强调是网络传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杭州西湖区法院此时还公开一份底气严重不足内容莫名其妙且文笔幼稚、大有欲盖弥彰之意的声明，该份声明随后即沦为公众笑柄，成为证明“替身说”的又一份有力证据。于是网民们和媒体集体向司法机关发难，舆论几乎一边倒的认为司法机关在胡斌案上被胡斌家人收买了。

 

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也迟早会公开，媒体和网民的这次集体亢奋在持续不到四天的时间后迅即转为阳痿。“替身”现身澄清的威力如同一盆冷水，倒在企图再一次强奸司法的媒体们和网民们的头上。

 

于是我也小小地得意了一下。

 

这次的“替身”事件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网络并不总是真相的揭露者，它也能成为谣言的传播者。

 

在网络日益发达的年代，舆论就如一头力量无穷的怪兽，谁都企图驯服它、指挥它——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我始终都怀疑这次最先将“张礼礤”人肉出来的人的动机，尤其在真相揭露之后，我的这种怀疑就更加强烈了。他们在网民对被告人的外貌有一定疑问时推出所谓被人肉出来的“替身张礼礤”，继而外貌对比图出炉，让媒体和公众瞬间勃起并进入盲目亢奋状态，时机可谓是拿捏得恰到好处。但是到今天反思一下，我们会发现这次的人肉搜索似乎与以往的人肉搜索不太一样，最明显的就是被人肉到的“替身张礼礤”竟然只有一个名字和一张照片，再多的资料一概欠奉。但仅仅就是这么一个莫须有的名字和一张和名字不一定对得上号的照片，却让自我感觉不错的网民们傻乎乎地叫嚷了几天，诸多媒体更是不经任何查证就让大篇幅的报道出街。是媒体和网民们饥渴得太久了，还是他们对强奸司法上了瘾呢？而最早人肉到“替身张力礤”的那些个网民们，他们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

 

近年来，在媒体的引导下，公众舆论多次与司法交锋，几乎每次都是司法大败而归，于是这也让媒体们和网民们过分的忘乎所以——大家都觉得自己成为了正义的维护者和司法的主宰者，却忘记了其实大多数的人既对事情的真相不了解、也根本不懂法律这个事实。例如这次胡斌的案件，90%以上的人都说胡斌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又有多少人能说得出来这两个罪的构成要件和区别呢？再例如许霆案中，认为许霆不构成犯罪的人们，又有多少人能从法律角度说出个所以然呢？

 

我承认舆论监督的正面影响，但是同时我更多的是思考如何警惕舆论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的舆论监督环境并不健康。党和政府在一些方面控制着舆论的方向，于是乎另外一些薄弱的环节就成为公众舆论的宣泄口，很多时候人们在没有弄清楚真相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要表达自己。这就造成了在一些方面舆论监督力度不足，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舆论监督权却在滥用的情况。

 

中国舆论监督的出路在于放开控制、规范监督，让真相暴露在阳光之下，而并非在禁欲主义下的集体手淫。

 

 

（中国传统剪纸艺术）

 

 

 

 在最近两年，一些媒体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没落和西方节日的兴起一直比较关注。有许多学者借此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并且给出了许多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我也看到，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已经开始在关注了，而且政府为此也做了不少工作，譬如给传统的三大节日（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增加了法定假期和对端午节进行申遗等等。但是我同时也看到政府的引导和民众的关心并未太多地改变西方节日兴起的这一现实。每到情人节、圣诞节期间，年轻一代们总在一些学者的斥责中继续过着他们的西方节日。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个阶段，而往往发现问题简单，解决问题困难。事实上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曾经无比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何在没落？我们又要如何去应对并且去改变这个情况呢？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首先要来看看什么是文化：有中国学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受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易益典《社会学教程》），有外国学者认为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Raymond Williams《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语》）。我认为该两个定义虽然都能涵盖文化的内容，但是其却显得不够系统而清晰，而且Raymond Williams的定义显得过于枯涩而难懂。

 

在我看来，文化是“在特定时间段中内化在特定人群大脑中的价值观念与知识体系，以及由此而外化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的客观存在的总和”。因此，文化事实上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意识，另外一部分则是由意识所外化的客观现实。

 

回到我们的问题上，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并非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指的仅仅是汉族传统文化，我个人认为这样理解可能在历史上的某个统一汉族政权的时代是正确的，但是放到今天来看却未免过于狭隘，甚至有民族歧视的嫌疑。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指代的概念比较模糊，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将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给这个概念划出一个清晰的边界。我认为，现在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当代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在长期发展中所沿袭下来的各种文化的总和”。　　

 

         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次高潮

 

在历史上，中国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民族之间的侵略与融合之后才有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概貌。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第二次是宋元时代，第三次则是清朝。我们不难发现，这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都以少数民族政权侵略中原汉族政权为发端，而以少数民族被同化为结束。相比起中原的农耕文明，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相对比较落后。文明落后的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相比汉族政权统治地区要落后得多。少数民族虽然骁勇善战，但是在治理国家和发展经济方面则完全是个门外汉。因此，除非是掠夺式的侵略模式，否则，要想在中原地区建立强大统一的政权，少数民族就不得不向先进的汉族文明学习先进的文化。因此，在自然的文化融合中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一方的文化。

 

有人认为，每次少数民族的侵略都是对汉文化的一次摧残，我个人是完全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在民族融合中消亡，反而因为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而显得更有生命力。我们应该看到，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其治理国家的理念以及核心的价值依旧是汉族传承已久的那套东西。

 

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中国在这不到一百七十年时间里的变化比１８４０年以前的三千年的变化都要大。而在此期间所发生的文化冲击经历了几个高潮。

 

第一个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潮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到洋务运动兴起的阶段里。在这个阶段，一部分眼光开阔的中国人刚从面对洋人坚船利炮的惊恐中以及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羞愧中冷静下来，思考着要如何利用外国文明来武装自己，而太平天国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下定改革决心。虽然说洋务派和开明知识分子一直坚持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与西方的文化相伴而生的，文化是科学技术产生的土壤，同时科技也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成为文化的载体。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淮南之橘淮北为枳”的故事，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要在淮北长出橘子来，那就只能改变淮北的土壤。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就必然同时将外国的文化也一并引进。有时候这种文化的引进是无意识的，在不知不觉中，西方的一些观念和价值就会影响到一部分人。而在第一次西方文明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潮中，就是这样一种不自觉的文化渗透改变了一些中国人的思想。后来的维新派中的许多也都是这些受到西学影响的人。

 

第二次高潮则出现在二十世纪初到１９４９年，其中又以前三十年为最高潮。文化的渗透与繁殖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时候强大得让人惊讶。在第一次文化冲击高潮中，西方文化还只是渗透式地影响着一小部分中国人的思想，这部分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就如男女情窦初开时的懵懂一般。但是仅仅是过了二十年，当年的眉来眼去就变成了如今的热情如火，此时的西方文化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帮坚实的粉丝，他们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将传统的文化和政治完全推翻的地步。以白话文的普及为例，坚持传统的一派并没有作太多的抵抗便完全败下阵来。尽管从今天来看，白话文的出现和普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中西文化的混血儿恰恰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繁殖能力。

 

如果说第一次高潮只是不自觉地被西方文化渗透的话，那么第二次的高潮则完全是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直接将西方的文明整套移植进来使用的过程。这次西方文化冲击影响之深远难以估计，儒家思想的出现影响了中国前面两千年的社会，而这次西方文化的冲击则完全有可能影响中国往后两千年的社会。我总是跟别人说，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舶来品，无论是宏观的政治体制抑或是微观的各种社会制度和规范，都是地地道道的洋货。而这些洋货就是在这第二次的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的高潮中进入中国的。

 

第三次的高潮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人大概会觉得1949年之后的学习苏联的过程也算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的高潮。但其实只要仔细想想我们今天生活中还有多少苏联的影子，大概就可以知道学习苏联的过程对中国的影响事实上是多么的小。

 

应该说，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都是在这次高潮中进入大陆社会并被大陆社会所广泛接受的。如果说第一次高潮是西方科技的冲击、第二次高潮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的话，那么第三次高潮则是西方民俗文化的冲击。而从本质上来讲，第一次是科技层面上的冲击，第二次高潮是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冲击，而第三次高潮则是精神层面的冲击。这是一种文化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影响另外一种文化的过程，纵观历史，在文化融合的大潮中，几乎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如何振兴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上层建筑，文化的融合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经济的融合，也就是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以说，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出现文化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大潮流。作为中华文化继承者的我们，所要想的不是如何抵制外来文化，而是如何让中华文明在文化融合的大潮中尽量多的保留下来并且去影响其他文化，让中华文明在融合与被融合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许多朋友总喜欢探讨日韩两国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希望中国也能借鉴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但许多人总是将注意力停留在表面，觉得是政府宣传和民众意识的问题。在我看来，日韩两国之所以能比较好地让民族文化在文化融合的大潮中保留下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的宣传和民众的意识，而是在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其民族经济的强大使其文化有所依托，故在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的斗争中，其本国文化能始终处于上风。反观中国大陆，不但本国的产业经济无法与外国资本抗衡，而且大部分所谓的民族产业只是徒有“民族”的外表，核心的技术和理念全是西方的东西。传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的时候根本没有靠山和载体可言，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融合大潮中的全面落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失误在于过于的急功近利，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在我看来完全是错误的。　

 

所以，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其根本在于振兴民族经济，要振兴民族经济，其根本又在于提升本国的科技水平。只有把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有资本去振兴中华文明。

 

确定方向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何去做却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民族经济发展不起来，并非政府不愿意发展民族经济，只是在发展民族经济和引进外资之间，政府的取舍往往是偏向后者。道理很简单，正如种树一般，发展民族经济是从树苗一直养成大树，时间太长，效果还不一定好，而引进外资则是直接移植，效果立竿见影。正是由于外资的引进能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效果，所以民族经济发展了三十年，我看到的却是在经济总量中的不断倒退和萎缩。如此一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又从何谈起呢？

 

                  结语

 

或许是中国人穷怕了，所以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显得过于的浮躁，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显得过于短视，往往看重短期的经济效应，而忽视了科技作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的作用。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在这种浮躁的情绪中慢慢消亡。一些人在呼吁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作用又有几何呢？在现实面前，这种呼声显得是多么的无奈和讽刺啊！

 

 

依旧是那句话：其实，路，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有没有走的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