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香浮动月黄昏

 

 

（中国传统剪纸艺术）

 

 

 

 在最近两年，一些媒体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没落和西方节日的兴起一直比较关注。有许多学者借此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并且给出了许多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我也看到，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已经开始在关注了，而且政府为此也做了不少工作，譬如给传统的三大节日（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增加了法定假期和对端午节进行申遗等等。但是我同时也看到政府的引导和民众的关心并未太多地改变西方节日兴起的这一现实。每到情人节、圣诞节期间，年轻一代们总在一些学者的斥责中继续过着他们的西方节日。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个阶段，而往往发现问题简单，解决问题困难。事实上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曾经无比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何在没落？我们又要如何去应对并且去改变这个情况呢？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首先要来看看什么是文化：有中国学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受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易益典《社会学教程》），有外国学者认为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Raymond Williams《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语》）。我认为该两个定义虽然都能涵盖文化的内容，但是其却显得不够系统而清晰，而且Raymond Williams的定义显得过于枯涩而难懂。

 

在我看来，文化是“在特定时间段中内化在特定人群大脑中的价值观念与知识体系，以及由此而外化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的客观存在的总和”。因此，文化事实上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意识，另外一部分则是由意识所外化的客观现实。

 

回到我们的问题上，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并非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指的仅仅是汉族传统文化，我个人认为这样理解可能在历史上的某个统一汉族政权的时代是正确的，但是放到今天来看却未免过于狭隘，甚至有民族歧视的嫌疑。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指代的概念比较模糊，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将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给这个概念划出一个清晰的边界。我认为，现在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当代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在长期发展中所沿袭下来的各种文化的总和”。　　

 

         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次高潮

 

在历史上，中国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民族之间的侵略与融合之后才有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概貌。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第二次是宋元时代，第三次则是清朝。我们不难发现，这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都以少数民族政权侵略中原汉族政权为发端，而以少数民族被同化为结束。相比起中原的农耕文明，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相对比较落后。文明落后的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相比汉族政权统治地区要落后得多。少数民族虽然骁勇善战，但是在治理国家和发展经济方面则完全是个门外汉。因此，除非是掠夺式的侵略模式，否则，要想在中原地区建立强大统一的政权，少数民族就不得不向先进的汉族文明学习先进的文化。因此，在自然的文化融合中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一方的文化。

 

有人认为，每次少数民族的侵略都是对汉文化的一次摧残，我个人是完全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在民族融合中消亡，反而因为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而显得更有生命力。我们应该看到，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其治理国家的理念以及核心的价值依旧是汉族传承已久的那套东西。

 

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中国在这不到一百七十年时间里的变化比１８４０年以前的三千年的变化都要大。而在此期间所发生的文化冲击经历了几个高潮。

 

第一个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潮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到洋务运动兴起的阶段里。在这个阶段，一部分眼光开阔的中国人刚从面对洋人坚船利炮的惊恐中以及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羞愧中冷静下来，思考着要如何利用外国文明来武装自己，而太平天国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下定改革决心。虽然说洋务派和开明知识分子一直坚持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与西方的文化相伴而生的，文化是科学技术产生的土壤，同时科技也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成为文化的载体。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淮南之橘淮北为枳”的故事，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要在淮北长出橘子来，那就只能改变淮北的土壤。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就必然同时将外国的文化也一并引进。有时候这种文化的引进是无意识的，在不知不觉中，西方的一些观念和价值就会影响到一部分人。而在第一次西方文明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潮中，就是这样一种不自觉的文化渗透改变了一些中国人的思想。后来的维新派中的许多也都是这些受到西学影响的人。

 

第二次高潮则出现在二十世纪初到１９４９年，其中又以前三十年为最高潮。文化的渗透与繁殖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时候强大得让人惊讶。在第一次文化冲击高潮中，西方文化还只是渗透式地影响着一小部分中国人的思想，这部分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就如男女情窦初开时的懵懂一般。但是仅仅是过了二十年，当年的眉来眼去就变成了如今的热情如火，此时的西方文化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帮坚实的粉丝，他们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将传统的文化和政治完全推翻的地步。以白话文的普及为例，坚持传统的一派并没有作太多的抵抗便完全败下阵来。尽管从今天来看，白话文的出现和普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中西文化的混血儿恰恰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繁殖能力。

 

如果说第一次高潮只是不自觉地被西方文化渗透的话，那么第二次的高潮则完全是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直接将西方的文明整套移植进来使用的过程。这次西方文化冲击影响之深远难以估计，儒家思想的出现影响了中国前面两千年的社会，而这次西方文化的冲击则完全有可能影响中国往后两千年的社会。我总是跟别人说，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舶来品，无论是宏观的政治体制抑或是微观的各种社会制度和规范，都是地地道道的洋货。而这些洋货就是在这第二次的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的高潮中进入中国的。

 

第三次的高潮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人大概会觉得1949年之后的学习苏联的过程也算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的高潮。但其实只要仔细想想我们今天生活中还有多少苏联的影子，大概就可以知道学习苏联的过程对中国的影响事实上是多么的小。

 

应该说，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都是在这次高潮中进入大陆社会并被大陆社会所广泛接受的。如果说第一次高潮是西方科技的冲击、第二次高潮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的话，那么第三次高潮则是西方民俗文化的冲击。而从本质上来讲，第一次是科技层面上的冲击，第二次高潮是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冲击，而第三次高潮则是精神层面的冲击。这是一种文化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影响另外一种文化的过程，纵观历史，在文化融合的大潮中，几乎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如何振兴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上层建筑，文化的融合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经济的融合，也就是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以说，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出现文化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大潮流。作为中华文化继承者的我们，所要想的不是如何抵制外来文化，而是如何让中华文明在文化融合的大潮中尽量多的保留下来并且去影响其他文化，让中华文明在融合与被融合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许多朋友总喜欢探讨日韩两国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希望中国也能借鉴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但许多人总是将注意力停留在表面，觉得是政府宣传和民众意识的问题。在我看来，日韩两国之所以能比较好地让民族文化在文化融合的大潮中保留下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的宣传和民众的意识，而是在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其民族经济的强大使其文化有所依托，故在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的斗争中，其本国文化能始终处于上风。反观中国大陆，不但本国的产业经济无法与外国资本抗衡，而且大部分所谓的民族产业只是徒有“民族”的外表，核心的技术和理念全是西方的东西。传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的时候根本没有靠山和载体可言，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融合大潮中的全面落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失误在于过于的急功近利，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在我看来完全是错误的。　

 

所以，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其根本在于振兴民族经济，要振兴民族经济，其根本又在于提升本国的科技水平。只有把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有资本去振兴中华文明。

 

确定方向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何去做却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民族经济发展不起来，并非政府不愿意发展民族经济，只是在发展民族经济和引进外资之间，政府的取舍往往是偏向后者。道理很简单，正如种树一般，发展民族经济是从树苗一直养成大树，时间太长，效果还不一定好，而引进外资则是直接移植，效果立竿见影。正是由于外资的引进能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效果，所以民族经济发展了三十年，我看到的却是在经济总量中的不断倒退和萎缩。如此一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又从何谈起呢？

 

                  结语

 

或许是中国人穷怕了，所以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显得过于的浮躁，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显得过于短视，往往看重短期的经济效应，而忽视了科技作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的作用。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在这种浮躁的情绪中慢慢消亡。一些人在呼吁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作用又有几何呢？在现实面前，这种呼声显得是多么的无奈和讽刺啊！

 

 

依旧是那句话：其实，路，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有没有走的决心和勇气！

 

 

 

暗香这方小小的土地已经迈入了第四个年头。

 

在暗香走过三周年的时候，汶川的泪水浸透了中华土地。过去的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从国家的大命运到个人的小命运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希望就我的人生来讲，每年都要有一些进步，至少让自己觉得跟去年的我比起来有了些许的不同吧。

 

过去的一年，我写了３４篇文章，应该说去年的下半年还是很勤奋的。但是今年年初以来就开始懒惰了，部分是因为文思不畅的原因吧。反思自己，主要是对一些社会的事情开始麻木了。于是时评越写越少，文化随笔越写越多。

 

我总是告诉自己，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一颗热切而干净的心，至少让自己还保持一种追求与执着。我也努力地去做了，所以才会有暗香的四年。但是人的成熟也意味着对一些不公的麻木与忍让。我曾经想做一个如鲁迅先生一般的斗士，向一切社会不公宣战，但是现实面前，我往往选择的是明哲保身。鲁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有一颗勇士的心，它的火焰不曾熄灭。

 

文章会坚持写下去，无论如何，思想不能抛弃，否则就是一具木偶。呵呵，开句玩笑话：当大家看到暗香长时间不更新的时候，大概就是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了，至少是我已经没有了思想。

 

暗香的访问统计好不容易超过了一万，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一种肯定了。虽然我知道其中的许多是来自于百度和谷歌的搜索引擎，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里还有新的东西让人家看到和搜索到。

 

博客四周年，让暗香伴随着大家继续前行吧……

 

 

 

 

昨天上课，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老师和同学们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老师和一些同学提到了中组部的十万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的政策，并具体讨论了大学生如何当好村官的问题。

 

我不知道为何老师和同学都如此热衷于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放在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的事情上面。难道中国农村的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村官的素质太低吗？不是！所谓的十万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的计划反映的还是中国数千年的“官本位”思想：把一方百姓生活的好坏完全寄托在地方官的身上。我们能不能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期望别人让自己过得更好，这根本就是一种奴性在作祟！

 

解决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解决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而解决经济问题的的核心又是解决“人”的问题。这个人不是一个两个的村官，而是八亿的中国农民。所以中国将解决农村经济的宝压在提高村官的素质上面完全是舍本逐末！！

 

中国贫穷的农村好比是一所教育资源匮乏且教师素质低下的学校，这所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差，那么提高学生成绩的关键是什么呢？难道派一个好的老师搞几年就能解决问题吗？如果没有教育资源的投入，那么即使让孔子再生，我想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无济于事。

 

２１世纪最贵的是什么？是人才！要提高中国八亿农民的素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一、二十年的事情。让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才到中西部落后的农村去既违反经济规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要发展中国农村的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素质。只有农民整体的素质提高了，才能让农业的经济附加值更高，才能让农业摆脱千万年来高投入低产出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而提高农民的素质最重要的则是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

 

但是可悲的是，我们的政府一直以来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就更加不用谈对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倾斜了。记得在十年以前看的一本书，叫《山坳上的中国》，这本书大概是二十年前出版的，其中就提到了当时中国对教育的投入只占ＧＤＰ的２％左右。而我们看到在经过将近２０年之后，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我手上有个数字，2004年是2.79%（援引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４％的平均水平！而我们的近邻印度的这个比例达到６％－７％的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２０年，我们的ＧＤＰ翻了一翻，但是２０年，我们的教育却在原地踏步，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啊！！！

 

我们国家２００４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大概为４４００亿人民币左右，这四千多亿即使全部摊给农村的青壮年身上，一个人一年的教育经费都不足１０００元，更别说真正用到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都不够这四千多亿的２０％。

 

但是我们却看到在２００３年，我们的政府公款旅游的费用就超过３０００亿。而前段时间全国人大某研究员在央视上称中国一年的三公支出（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在９０００亿以上。这还只是正常的支出，而据说各级政府、国企每年用于“三公”非正常支出的数字更加惊人！所以说我们的政府没有钱吗？不是。我们政府只是没有钱投入到教育中去而已。

 

记得两年以前看到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提到青海的农民供出一个大学生要花３５年的积蓄。这样的现状怎能让人对中国解决农村经济问题有信心呢？？

 

要发展中国农村的经济，就要增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要让农民的孩子能够读得上书。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政府就应当将免费义务教育推行到１２年，而对于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只要所读的专业属于农、林、牧、副、渔等专业，我们的政府就应该为他们支付大学期间的所有学杂费用。当然，前提是孩子要读完书之后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工作。实行这样的政策之后，我想再过１０年－２０年，我们农村的人口结构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随着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要推进农村的农业技术革新，发展新农业经济还会困难么？

而这样做的成本有多高呢？只要我们政府把每年的三公费用砍掉１/１０，最少就能供１０００万个农村大学生读大学。

 

有人或许会觉得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但是中国的历史和外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与一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密切相关的。看看战后在废墟中重建的日本和德国吧！再看看近三十年经济突飞猛进的亚洲四小龙吧！

 

梁启超在一百年前说，少年强则中国强。

 

其实，路，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有没有走的决心和勇气！

广东政坛正处在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中，从黄松有到陈绍基，一年之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广东派政坛领军人物接连出事，而且都是政法一条线的。

细数一下，近一年下马的与广东有关的政法一线的人物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湛江市人民法院院长调任最高院）、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侦局长郑少东（原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调任北京）、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０６年调任浙江）、韶关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叶树养、肇庆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黄平方、云浮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伍星葵、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韶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剑。如果再往上追溯两年的话，还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裴洪泉窝案。当然，在目前看来，深圳中院的窝案与近一年广东政法界所出的事情关系不大。

这些人无一不是广东乃至全国政法界都赫赫有名的人物。中央以这样的手段、这样的力度打击一省政法界的腐败，不但建国以来罕见，近二十年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名单横跨公、检、法、政法委、纪委，从司法界到党内纪律监察部门无一幸免。

分析这一轮反腐风暴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从政坛内部的运作规律来看，这是政治斗争激化的结果。从公务员到普通民众，人们在私下里并不讳言官场所存在的人事与派系的斗争。事实上，官场潜规则也一直主导着中国政界人物的轮换与更替。一般情况下，官场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机制会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机制使各派势力互相牵制，天平或许会在不同时期偏向某方，但是不会一边倒，从长期来看，各派势力是相对平衡的。这种机制既在全国范围的大政坛发生作用，也在地方范围和系统范围的小政坛发生作用。但是这种平衡是相对的，一旦有外力介入，这种平衡很容易就会被打破，从而导致一方或几方势力的轰然崩塌。纵观中国历史，官场从来未离开过这种平衡的维持与打破，唐朝和明末党争则是最最典型的例子。这次广东政法界集体受到冲击，我们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外来势力的介入打破原有的平衡。这种外来势力的构成很复杂，同时也很敏感。简单的说，从政治上，我们可以将这轮司法界的反腐风暴看成是广东政法系统的大洗牌。

从政治斗争以外的角度来看，民众对司法腐败的憎恨和对惩治司法腐败的期待促发了这次的反腐风暴。近年来，民众与司法机关的矛盾日益突出。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导致老百姓对司法机关失去信心，从而动摇了司法制度的基础。老百姓总是逮住一切机会向司法机关发难，上海的杨佳袭警案和广东的许霆案就是典型。司法制度是社会最重要的保障制度，也是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司法腐败则会使司法制度的功能缺失，甚至还激化了社会矛盾。而当人民对国家和政府保障其利益的最后一丝希望都消失的时候，社会就会陷入长久的动乱。因此，打击司法腐败成了维护社会稳定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

广东这次不幸成为打击司法腐败的典型，有其必然性。就我原来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来看，广东省公安厅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问题确实比较多，其中尤以公安厅的问题更为突出。当然，这一轮的问题中检察院受到的影响较小（韶关检察长乃是个案）并非完全因为检察院能出淤泥而不染、独善其身，其根源乃是因为检察院在公、检、法三家中的权力最小的缘故。

中共一向善于树立好的榜样和坏的典型。不考虑政治斗争的因素的话，中央这次的大动作或许有敲山震虎之意——以广东为典型教育大多数。但是就我对腐败的了解来看，不对现有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建立真正权力能互相制约的司法制度，司法腐败的问题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可惜的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口号叫了那么多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各方互相扯皮当然是原因，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央既不能下定大力改革司法制度的决心，也拿不出一套真正可行的改革方案。不解决源头的污染问题，又怎么能使政坛之水清如许呢？！

前记：一直想写这篇文章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动笔。前些天好不容易逼着自己动笔了，却写得断断续续，没有一气呵成的感觉。不过无论如何，文章最后是出来了。这也是我“闲话”系列的第三篇文章，也是最长的一篇文章。但是说实话，写完之后再翻看一遍，颇有些不知所云。近来感觉文思不大通畅，看来要给脑袋搞点甘油润润，不然我怕思想会便秘而死。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宦官。我们现在将宦官统称为太监，事实上是对宦官这一群体的尊称，太监在古代是高级官名。在明朝开始将高级宦官称为太监，到了清朝，太监就称为宦官的统称和俗称。对宦官的尊称除了太监之外，还有中贵人等称谓，当然民间对宦官的蔑称要远远多于尊称，诸如阉人、阉奴和阉竖等等不一而足。

宦官可看作是人类生殖崇拜的一个副产品。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面，雌性往往比雄性来得更为稀少，人类社会亦然。由于雌性掌握物种繁衍的钥匙，故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对物种繁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雌性特别受到尊重，这是生殖崇拜的起源，也是形成母系社会的基础。随着种群的发展，雄性逐渐掌握了各种生存资源，而雌性的地位亦日益下降，逐渐沦为雄性所争夺的资源之一。强壮的雄性不但能获得食物以及种群地位，也获得其他雄性所不能获得的繁衍后代的权利，所以在此时，雄性生殖器就成为繁衍后代以及力量、甚至是社会地位的体现。至此，对男性的生殖崇拜便最终成型。大家了解一下猩猩、狒狒等人类近亲的生活习性，便知我所说非假。

而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国王掌握了普通人所无法比拟的资源，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女性，而国王同时也需要一些男仆去为他管理家庭事务，包括服务他所掌握的这些女人。跟动物世界不一样，由于国王女人和男仆数量众多的原因，国王的精力不足以看住每一个他掌握的女性和男仆。为了防止自己戴绿帽，国王们会把男仆们的生殖器用各种方式毁掉，以达到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目的。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独立发展的文明之间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宦官这一群体，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使然的。

其实关于受阉割宦官出现的原因，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而是一个横跨历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问题，要研究的话大概没个两三万字都不能解决，何况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水平去研究，更何况讲这些未免过于枯燥。所以不如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宦官，他们的故事和经历要比研究宦官出现的原因要有趣得多，同时对我们现实的启发也大得多。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的数量之多远非其他文明所能比拟的，而宦官的地位也远高于其他文明中同一群体的地位，这也让宦官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政治群体。从整个封建时代来看，宦官专权的程度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从先秦时代开始发端到明代到达顶峰。宦官专权基本上是伴随着王权集中程度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与宦官这一群体依附于皇帝的客观事实是密切相关的，宦官的权力实际就是皇权的外化，所以在文官把持朝政、武将专断的时代，宦官专权的情况绝对不会发生。

 

 

 

古今权宦第一人：赵高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宦官专权时代出现在战国末到秦朝，代表人物是赵高。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代的宦官不一定都是经过阉割的男性，而赵高本人是否经过阉割一直尚存争议。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赵高事实上是未经阉割的宦官，其阉割一说实乃后世某文人解读史书时的误读所致，及后以讹传讹，就成了赵高被阉割后入宫的“通说”了。以此观之，将文人比作“刀笔吏”是最形象不过的了，以笔代刀，活生生地把赵先生的子孙根给去掉。武人用刀杀人，文人用笔杀人，实不虚也。

现在的史学界通常不将此看成是宦官专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原因之一大概就是因为赵高并非去势的宦官。但是小弟对此是有一些意见的，宦官专权与宦官是否经过阉割并无因果关系。秦代时的宦官虽不一定被阉割，但是其作为皇帝家奴的性质与后世被阉割的太监的性质并无二致，因此将这一时代看成是宦官专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并无不妥。

回到赵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赵高有两绝。其一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大权宦，赵高先后两次政变，左右皇位继承。赵高能在秦始皇这个聪明自负的独裁者的眼皮底下掩饰自己，在嬴政死后发动政变，左右帝国皇位的更替，这已属难度系数超高的自选动作。而后来诛蒙氏、杀李斯，到最后直接指挥望夷宫之变、谋杀二世胡亥，赵高全都是出手精准、一招必杀，对手连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能以个人力量支配强大的帝国机器的运行，对付政治对手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之权宦，除赵高之外还有何人？赵高的政治手腕和斗争谋略是所有后世权宦都不能比拟的。其后来者都仅仅是在皇帝无能的情况下窃取皇权，而能在一个极度强势的皇帝之下专权乃至两次决定皇位继承人的权宦，自古仅赵高一人。赵高在斗争的时候能够借助一切能够借助的力量，而在需要除掉对手的时候又毫不手软，不给对手任何翻身之机，因此其阴险手段实乃现代官场斗争厚黑学之经典案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详细去研究赵高的一生。

赵高的第二绝是其具有很高的个人素质和学术修养。如果要给赵高一个头衔，那么“儒奸”是最适合不过的。与后世的大多数权宦不同，赵高拥有很高的个人素质和学术修养，其在法学和书法方面的造诣都相当高。宦官无论是否经过阉割，都属于皇室的家奴，所以一般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文化程度基本都很低，大部分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即使有如明代的秉笔太监这类的皇室御用秘书，也仅仅具有相当于今天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但是赵高却不一样，赵高出身赵国贵族之后，父亲又是精通法律与书法的低级文官，因此其家庭教育环境应该是相当好的，加上赵高本人聪明过人，因此其入宫伺奉嬴政之时已经是学有所成了。

赵高的文化修养和学术水平不但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这一方面有后世皇帝怕掌握了知识的宦官擅权，故特意不让宦官学习文化知识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因为后世的宦官出身也没有赵高高贵的原因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直以来，内廷的宦官集团与外廷的文官集团争斗不断，也与双方的教育水平有关。倘若内廷的宦官与外廷文官的学术水平相当，那么他们应该在政治上更容易结成盟友，从而影响皇帝的决策。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大太监冯保和王安。冯保进宫时就已经受过一定的教育，而且传说其和赵高一样，写得一手好书法。冯保掌权内廷期间，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是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忠实粉丝。而王安是皇帝伴读出身，其文化水平在历朝宦官中也算是高的，正因为文化层次的相近，所以其与东林集团关系非常不错，在政治上也结成同盟，从而影响了万历一朝的政治气候。当然，无论是冯保还是王安，其在文化上的修养以及政治上的手段都远远不及赵高。

正是基于以上两绝，我想将赵高称为古今权宦第一人，应该不会太多的反对意见吧。

 

 

 

另类首富刘瑾

我要讲的第二位太监叫做刘瑾。跟赵高不同，刘瑾的出身卑微，在政治上的成就远远不及赵高，但是其所享有的个人财富，却也是赵高无法比拟的。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出一千年来最富有的50个人，我们中国有６人入选，其中就有刘瑾。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刘瑾和和珅的入选是中国的耻辱，这很容易让一些外国朋友们误认为中国的政府是有腐败的传统的。

我们通常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个人的富有，一般说来，这样形容当然是有夸张成分的。试想在当今中国，即便是将最富有的200个人的个人财产加起来，也都比不上国家的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刘瑾便是其中一个例外。刘瑾倒台后被抄出来的财产就达两百五十万两黄金和五千万两白银，与当时的明朝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相当，更是数倍于崇祯时代的政府财产。据说以大米作为中介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其财产相当于两百多亿人民币。

与赵高不同，刘瑾的发迹到专权，都是由于皇帝朱厚照的无能所导致的。从历史记载来看，朱厚照远远不是一个愚笨的人，其年少时就以聪颖而闻名，而且其即位后变着法儿玩的劲也显示出其过人的创新意识。朱厚照就曾经在后宫搞过一个虚拟城市，让太监和宫女扮成各色人等，而他自己就扮成富商在集市中玩乐，享受生活。从这一角度来看，朱厚照实乃当今角色扮演类游戏和模拟类游戏的始祖。

但是一个人是否聪明与一个人是否做得好皇帝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实上在一个制度健全的国家，即使让一只猴子去当总统，大概也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朱厚照虽然聪明，但是正由于其贪玩的性格，反而给了刘瑾擅权的机会。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刘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的擅权只是因为皇帝的放任。正如我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宦官专权只是王权集中的一个副产品，在王权得不到有效行使的时候，宦官才有机会窃取王权，其窃取的方式也仅限于假传圣意，而不像造反分子那样敢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所以一旦皇帝强势一些，让王权的运行进入轨道，那么即便风光如刘瑾之流，也将被轻易地除掉。所以我们看到刘瑾虽然被称为京城中的“立皇帝”，但实际上老百姓从来没有认为他是皇帝，人们打心底里就知道他只是皇帝的一个奴才，所以他在外骄横跋扈，也改变不了朱家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奴才再风光也是奴才，他永远都没有能力让朱家天下变成刘家天下。

在今天的官场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跟刘瑾很相像的人，他们能力不高，只是靠拍马奉承领导上位，他们总是在某位领导在位的时候风光无限，但是最终他们大多都取代不了领导的位置，而且基本上在领导调走或者失势之后变得一文不值。

跟赵高一样，刘瑾的一生也是一出绝好的《官场启示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说法不仅适用于治国，还适用在做人和做官。

 

 

 

赌徒魏忠贤

据说魏忠贤进宫是因为赌博输了钱走投无路的缘故，我们今天看其一生，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赌徒色彩。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总有一些人跟魏忠贤一样扮演着赌徒的绝色，他们将政治看成是一场赌博，赢了自然大富大贵，而输了的话很有可能就落得个粉身碎骨甚至株连九族的下场。他们根本不看重其是否要名垂青史，为了赌局的胜利，往往不择手段、六亲不认。而魏忠贤正是这样一个人。

魏忠贤时代的皇帝朱由校自小就不受人待见。其父亲朱常洛虽然贵为太子，但是由于不受万历帝喜欢的缘故，所以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废拙的阴影中。当有一天，他突然从这种阴影中摆脱出来而成为天下至尊的时候，竟显得不知所措，迷失方向，登基一月之后就宣告game over了。当然这中间的许多故事都成为后人的茶余谈资，我这里就不浪费口水了。

朱由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并且成为皇帝的。朱由校的成长从小就因父亲的地位而受到影响，虽被称作是皇太孙，但是竟然一直到接位当皇帝都未受过正规的教育，这足以证明万历时代朱常洛父子地位的不堪。但是我们的魏忠贤先生恰恰就是在看中了这么一个家庭，决定赌一把。在今天看来，魏忠贤当时把赌注都压在这么两父子身上应该说是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这场赌博大概有80％以上的可能会输掉——当然，如果赢了，其将获得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或许是上天的眷顾吧，魏忠贤好歹是赢了。这个过程与吕不韦的故事很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到朱由校登基为止，魏忠贤应该还是比较安分的，宫内宫外的人缘应该还不错。魏忠贤此时已经位居司礼监秉笔太监，在宫中，他的地位也相当高了，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但是魏忠贤是一个赌徒，赌徒的性格就是永远追求更大的利益，所以他不满足于现状，他决定再赌一把。这个时候的魏忠贤已经赌红了眼睛，他眼里只有胜利，只有更高的位置和更大的权势。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他开始六亲不认、不择手段了。

他必须除掉一个人，那就是王安。我在前面已经提过王安这个人了。跟魏忠贤一样，王安是历史上有名的太监，但跟魏忠贤不同，王安是个有名的好太监，为人正直，跟东林党人关系相当密切。朱由校登基的时候，王安是太监带头大哥（学名叫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一候选人。魏忠贤此前一直夹起尾巴做人，加上为人也乖巧伶俐，所以他跟王安之间的关系很不错，王安也很看重这个小弟。应该说，一个知恩图报的人都懂得帮助大哥搞好工作。但是魏忠贤如果是这么一个人，他就不是魏忠贤了，而且那样的话，故事就不会那么好看了，或许还间接影响到当年明月同志所写的书的销量。所以无论是从魏忠贤的个人角度出发、从历史故事的精彩程度出发、还是从当年明月写的书的销量出发，都需要一个无恶不作、不择手段的魏忠贤。所以魏忠贤用相当龌龊的手段除掉了王安（此中省略Ｎ千字），成为太监帮事实上的带头大哥（由于魏忠贤不识字，所以没有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至此，其对于这一赌局已经胜券在握了，其后面铲除东林势力也是水到渠成而已。

数年后，当天启皇帝如白痴一样在后宫摆弄斧凿的时候，当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时候，当一些文人将其摆到和孔子一样地位的时候，魏忠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站在紫禁之巅俯视芸芸众生，魏忠贤确信他在赌局中赢了，他甚至幻想着他能取代朱氏成为天下的新主人。马斯洛所谓的巅峰体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我们知道，一个赌徒如果为他的胜利而得意忘形，那么他离失败也不远了。刘瑾如此，魏忠贤也如此。

魏忠贤可能到死也想不明白为何他貌似强大的势力会在数月之间就被朱由俭瓦解，他到死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最终会输掉这个赌局。正如几乎所有的赌徒都想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输掉身家性命一般。不知道魏忠贤自尽的时候是否会想起数十年以前被千刀万剐的刘瑾，是否会想起数年以前被他逼死的太监王安，是否会觉得原来所谓荣华富贵只是黄粱一梦而已。

 

 

后记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很有名的宦官，其中声明狼藉者十之八九。在这篇文章中我选了三个在政治上最成功的宦官来谈。不幸的是，他们三个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坏蛋。这或许也证明了政治不是善良人的游戏。如果要在官场混，那么中国数千年的官场文化不能不了解，也不能不学习。但是我还是宁愿做一个旁观者，看着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看着他们或精彩或拙劣的表演，其实这样的感觉也是很好的吧～